《支點》：有學者預測新型城鎮化將帶來40萬億元的內需，您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曹和平：我覺得40萬億元的估測是合理的，但這個數字短時間內無法達到，整個過程大概需要二三十年的時間。
現在每年城鎮化人口增量大概是1500萬，如果人均年內需3萬元，每年能新增內需4500億元，也就是說大概能占經濟增長的15%-18%。假設經濟年增長為10%，就有1.8個百分點是城鎮化內需增長拉動的。
假設2013年的經濟增速為7.6%，若新型城鎮化能如預計般拉動內需，加上1.8個百分點就達到了9.4%這是個驚人的速度。未來只要政策設計足夠合理，新型城鎮化過程每年給經濟帶來1個百分點的增長應該不難。
新型城鎮化帶動的內需有好多種情況，比如農村人口“做飯”是不計入GDP的，但一到城里，“吃飯”就變為GDP了，相當于左手與右手的對調。以往農村與城市是兩個經濟循環，農民進城前的經濟活動沒有有效整合到國民經濟中。
新型城鎮化后，原來農村的經濟活動也就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分子，一個是整合作用，一個是創造作用，這兩個作用都會擴大內需。如能把兩者整合起來，國民經濟就有了新增的成長力量。
《支點》：新型城鎮化帶來的內需結構會不會像部分人士所言，以房地產行業為主導？
曹和平：這個觀點我不太認同，因為中國房地產行業的所有政策性熱點討論和決策都沒有農村居民的參與。
中國的房地產價格為何這么高？因為城市房屋可以交易，而農村小產權房的交易則只能存在于親戚鄰里之間，交易的頻率和范圍很小。也就是說，只開放了一半的市場，致力于將城鎮房價絕對提高，卻把農村市場變為零。
在我看來，這種制度安排和配置資源的方式，實際上是對農村房屋資源的浪費，這對整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是不利的。現在你去農村走一圈，可以看到到處都是閑置不用的農房和棄置不賣的舊房、危房，十分可惜。
當全國90%的土地和50%的農村居民房屋兩大類資產的交易權益被壓制后，農村人口紛紛跑到城鎮區域買房，結果使得中國城市的地價和房價統統被推高了。
中國的房地產調控不考慮農村是長久不了的。以城市為基礎，但也不能忘了農村，“農村包圍城市”這種基礎資源配置理念在政治、經濟、工業化領域的大思路是一樣的。
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只有農村土地要素真正進入有效市場，農村人口才能在城鎮化過程中分享住宅資產的升值收益，其房地產市場的潛力才能被挖掘出來。
產業園區模式是主要路徑
《支點》：您曾提到新型城鎮化要建立“產業園區模式”，這是怎樣的概念？
曹和平：在未來的幾十年中，隨著大城市周邊轄區產業基礎的建立，其人口、產業體系都已相對成熟，這些地區不但具備造血功能，更有后發優勢，這就是我所強調的新型城鎮化路徑。
目前中國內地約有兩萬家各類產業園區，與改革開放初期的園區不同，這些園區一般位于城市近郊，不但產業集中，而且生活配套也很完善。
這種情況下，大量農村社區和生產單元都變成了產業園區的一部分。而要把農民土地變成工業園區土地，就要給農民建房、建社區、安排農民未來的就業。園區征用農民的土地成為城市的邊際，實際操作過程中出現了回遷房，回遷房的發展恰好成為農民向城鎮轉移的巨大推動力量。這也使這些地區的農民站在了相對過去30年間比較強勢的位置上。
在我看來，現在各地的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區都是產業園區的表現形式，兩萬多家產業園區已在全國實現了全行業分布，只是根據地域發展特色而有所不同。因此，產業園區模式應成為未來城鎮化發展的支撐方向。
在過去城鎮化的軌跡中，農村人口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候鳥式遷徙”是根本阻礙，而產業園區的出現，能非常有效地讓農村人口變成城市人口。我預測，產業園區依托下的農村人口進城潮將在2020年左右到來，目前270萬個城市郊區自然村莊，大概有三分之一可能會消失，成為產業園區的一部分。
產業園區因為多在城鄉結合部或要素配置的地理中心，這里的土地容易輸出、整理和優化。如果城鎮化道路能沿著這個方向設計下去，將形成一個農村與大城市之間的緩沖帶，其吸納人口的能力與潛在的產業力量是非常可觀的。
《支點》：您可以介紹一些具體的案例嗎？
曹和平：以武漢新洲區陽邏港為例，這里有每年一億噸吞吐量，是中國最大的內河港口，有17萬的產業工人。港內六七萬白領中，很大一部分住在老城區，而其他員工則往往會選擇住在產業園區。
如果陽邏港能被大交通連起來，將距離縮短為1-2小時，那么住在陽邏港和住在漢口的生活基本是相等的，那可以把產業園區和大企業以及工人群體留住。
如果再配套以公共、商業、社會服務區，能容納的地區人口會多3倍，這時陽邏港就會形成一個50萬人的城市。這意味著什么？——美國50萬人口為大城市，100萬為超大城市。
這種情況下，陽邏港新城就不是接近于城市，也不是僅僅依托于武漢，而是它已成為具備城市應有的生產、居住、貿易、交通、物流、人文、商業結算、金融等獨立城市板塊的新區。
社保矛盾與多元化融資
《支點》：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主要有哪些難點？應該如何突破？
曹和平：在我們原來的制度設計中，社會保障是給予城市人口的，為什么不給予農村人口？因為農村的土地就是一個社會保障，沒有工作了回家還有一份口糧。
這種社保方式破壞了土地作為一種流動性資源的功能，而土地流轉是能夠帶來要素市場中的資本收益的，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是中國城鎮化無法回避的問題。
這就需要一個完善的要素市場。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放著金融杠桿不去使用，只希望城鎮化帶來好處，而城鎮化所需要的配套要素市場改革又未能積極推進，這種“既要馬兒跑，又不給馬吃草”的現象急需扭轉。
同時，應當看到改革是一環扣一環的。如果不建立健全覆蓋全面的社保體系，土地流轉之后，這些人口在城市里出現問題，回去時沒有保障，就會出現大的矛盾和問題。
如果農村人口能夠享受城市人口一樣的社保、醫保，儲蓄傾向將減少，消費傾向將提高，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將增加，中間品市場的企業出貨供貨將加快，企業流動性將變好，投資報酬率將抬升，內需也將增加。
《支點》：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政府負債可能會進一步推高。請針對這一問題談談您的觀點。
曹和平：網上關于地方債務的負面信息存在夸大和片面的成分。目前，中國地方政府負債率平均水平還是在相對安全的范圍內。
不過，盡管地方債是城鎮化中較為快速的融資方式，但光靠一條腿走路是永遠發展不起來的。相對于債市這個中期市場，資本市場、要素市場具有長期優勢，在發展城鎮化時要兩個輪子走，這樣城鎮化才能發展起來。
具體而言，武漢地區未來可減少對銀行、證券、期貨保險（放心保）等的依托，多向非銀行類金融機構靠攏，如評估、授信、投資擔保、賣房回購、多方協議、托管置換、租賃信托等。
這些非銀行的金融機構群配套傳統的銀行類金融機構，能夠動員武漢過去30年發展起來的工業、土地、能源資源和軌道交通資源，轉化為城鎮化過程中所需要的信用資源，將為大武漢融資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