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二十多年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制造業投資成為中國富豪的主要財富來源。但隨著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速下臺階，24%的高凈值人群（以企業家為主的群體）開始減持實業資產。經濟轉型期，如何看待實業投資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從民資流入方向來看，消費服務、教育與醫療保健將成為高成長的明星產業。

　　隨著中國經濟轉型，產業結構將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以美國作為對標，美國行業市值居前均為現代服務業，金融、科技、消費服務、醫療保健四大行業市值合計已超過總市值60%，而工業、原材料、能源等重化學關聯行業市值合計僅占總市值的20%。中國則體現為經濟轉型階段的經濟結構特征，第二、三產業市值平分秋色。

　　中國智造提升競爭力

　　觀察行業風口，可立足于三大維度：宏觀結構、制度變遷和產業升級。具體而言：在宏觀結構上，經濟增速下滑促使政府改變資源配置的機制，例如推動國企改革和市場化等，以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從根本上釋放市場活力，重塑盈利格局；在制度變化上，以財稅、投融資和地方融資平臺的變革倒逼和推動金融改革，從而使金融要素價格實現市場化，提高實體經濟運行的效率；從產業升級的內生動力看，在健全的產業體系基礎上，消費升級所帶來的品質生活和消費模式改變深刻影響著產業生態環境，現有企業的架構、組織模式和營銷形式都將發生顛覆性的改變。

　　從上述邏輯出發，我們認為：未來能夠持續領跑產業升級的三大風口值得關注。

　　在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趨向中高收入水平后，消費升級使得商業模式創新與行業需求增長形成雙向良性互動的格局。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為新商業模式帶來了無限的可能。在互聯網模式下，中介從實體劃分為線上與線下兩大陣營，眾評模式對商品與服務的售后、品質、個性需求等方面發揮了以往所不曾有過的社會監督覆蓋網狀結構，企業與消費者在互動性、即時溝通性等方面大大加強，相應改變的還有企業因應變市場需要而更扁平化的組織結構。

　　在互聯網經濟的需求端，中國有著最為龐大的互聯網人口。中國互聯網人口達3.84億人，為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已超過了美國與日本總和；中國互聯網經濟占GDP的5.5%，已經超過了美國（4.7%）；在供給端上，全球前20名的互聯網企業中，美國上榜11家，中國6家，共同形成了全球互聯網產業的G2格局。依托中國互聯網產業的全球競爭力，結合中國在集成電路、物聯網、高端裝備制造等硬件領域所積累的研發能力，“中國智造”將成為中國工業轉型的主攻方向，而《中國制造2025》則為產業升級制定了具體的路線圖。

　　教育供給側改革臨近

　　就業人口的平均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產業發展的后勁。經濟轉型從要素驅動步入創新驅動，智力貢獻度將達到60%-80%的水平。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測算：小學畢業的產業工人勞動生產率系數為43，中學畢業生為108，大學畢業生為300。從中國現階段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來看，相當于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或者1985至1990年左右的韓國，高素質勞動力供給短缺是產業升級的最大障礙。

　　由于教育領域存在諸多政策限制，客觀上限制了教育資源的自由流動與市場化配置，教育的層次化、專業化程度不高。同時，由于教育培訓機構很難通過中國資本市場渠道上市籌集資本，使得教育類公司只能赴海外上市融資，產業規模呈現小、散、弱的格局。在產業升級的倒逼下，教育供給側正在逐步松動，政策放寬已成必然，學前早教益智、職業技能與教育培訓等細分領域民營資本活躍，中國新三板市場掛牌初創教育機構數量逐步增多，行業空間豁然開朗。

　　金融服務業門檻放低

　　自2012年以來，盡管銀行資產與業務規模仍保持快速的增長勢頭，但間接金融體系發展的潛力已經到了瓶頸階段：金融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從2010年的30%回落至15%左右。

　　中國傳統銀行業多年來始終以傾斜國有支柱產業，兼顧中小企業的業務模式為主。在經濟轉型階段，傳統產業的投資效率明顯下降；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的負債率高企、現金流狀況惡化，違約風險上升。另一方面，大量處于新興行業的初創型企業卻由于企業本身抵押物不足、信用資質等問題得不到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只能轉向成本較高的民間借貸體系解決發展資金問題。

　　經濟結構轉型能否成功取決于新興行業的增長速度，如果說創業是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那么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包括金融體系的結構調整必須匹配創業經濟的特點，民營銀行和面向小微企業的金融機構應該得到充分的發展。由此我們可以預期，民營銀行的牌照核準將進一步提速。在證券牌照管理上，放開、放活成為大趨勢。

　　各項數據表明，資管行業已成為民營最為活躍的金融領域。公募基金業股東準入門檻放低后，公募基金公司股東成分開始出現多元化萌芽，目前少數基金公司已由產業資本或自然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