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技術蓮勃發展，逐漸融入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數字經濟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戰略制高點。202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到“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這說明中央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梢灶A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將在未來時期內構成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抓手。
數字經濟與數字產業促進數實融合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建設取得突出成就。據商務部公開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0.3%，增速遠高于GDP增速，占GDP比重的41.5%，形成對GDP增長的有效支撐。
我國數字經濟與數字產業發展頂層設計逐步完善。2022年底我國出臺了《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又稱“數據二十條”，提出構建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制度，這被喻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四梁八柱”。2023年底發布《“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征求意見稿）》，提出要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調研黑龍江時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習總書記指出，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2023年，我國正式提出組建國家數據局，并于2023年10月正式揭牌。11月，國家數據局黨組書記、局長劉烈宏首次就數據基礎設施概念、內涵、能力做出分析論述等，數據基礎設施是在“新基建”的基礎上對數字經濟相關概念的再次明確。這些開創性的舉措為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同時，數字經濟與產業的結合也成為一大亮點。2023年，中國經濟正在轉型中不斷尋找到新的突破口。在我國出口形勢下滑的背景之下，太陽能電池、新能源汽車、鋰電池“新三樣”的國際份額迅速提升，成為中國出口增長新引擎。前三季度，“新三樣”的合計出口同比增長41.7%，占我國出口比重同比提升1.3個百分點。得益于新能源汽車出口規模的擴大，中國將在2023年第一次成為全球第一的汽車出口大國。這說明中國正不斷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加快新技術與制造業和傳統產業的結合，不斷走新路、創新局。
數字產業發展面臨的風險和挑戰
從國際看，近年來國際地緣政治風險增加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中美的科技競爭與產業鏈競爭愈演愈烈；從國內看，我國關于數字經濟與數字產業發展的相關制度建設正在完善，相關機制仍處于探索之中。
“科技戰”已拉開序幕。近年來，從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墻戰略，組建Chip4芯片聯盟，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實施無端制裁，阻撓高科技企業海外經營等一些列舉措表明，美國壓制中國前沿科技發展，拉大中美科技代差的舉措非常明顯。2023年，美國頻繁在G7峰會、大西洋峰會上透露出了將以意識形態劃線，構建“人工智能小圈子”的意圖。2023年，歐美就跨大西洋數據隱私協議達成一致。新的數據傳輸協議明確，數據能夠在歐盟和美國之間自由、安全地流動。這意味著，歐美想要壓制中國在前沿技術治理方面的話語權，拒絕中國參與相關規則的制定，削弱中國技術發展的國際影響力。
產業鏈外移不斷演進。近年來，美國提出產業鏈去中國化、去風險化、多元化，包括近岸化、友岸化的戰略，將產業鏈競爭作為壓制中國發展的一大武器。美國通過實施印太戰略，加強在印太地區的布局，與印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意圖構建“供應鏈盟友圈”，實施供應鏈去中國化戰略。在歐美產業鏈“去中國化”的影響之下，產業鏈上下游正在發生轉移，國外大量訂單向越南、印度、印尼、柬埔寨、斯里蘭卡等成本優勢明顯的周邊國家轉移，這對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構成一定的威脅，導致中國制造業產值占比開始下滑。未來中美產業鏈競爭是將是長期化、常態化的態勢。
政策基礎設施有待完善。數字經濟與數字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數據要素對實體經濟的賦能，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完成數據到數據要素的轉化、數據要素與實體產業的融合。數據要素要想發揮作用，需要明晰數據資產的定價、流通、交易、分配機制，并構建有效的數據要素市場，為數據價值轉移到實體產業中提供基礎性支撐。目前，數據的流通、交易、分配的基礎政策框架尚未建立，相關政策多為導向性、概念性，對于如何發揮數據要素作用，完善數據要素交易市場這一最基礎的政策體系仍缺乏具體的細則規范，導致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背離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如今全國各地的數據交易所由地方政府發起、主導或批復，數量眾多。這背離了建設數據要素統一大市場的初衷，導致各地的數據割裂現象，大量的數據無法實現高效流動與集合利用，數據價值無法得到充分釋放并實現與實體產業的融合。
促進數實融合的對策建議
展望未來，中國數字經濟與數字產業的融合發展要進一步完善政策制度與體制機制建設，同時堅持國際化的道路，推動更多的企業走向全球。
一是進一步完善數字經濟發展的法治、制度、規則建設。任何一個新興產業的發展均離不開政策的引導，這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制度作為國家上層建筑或是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制度建設將會對產業培育形成關鍵的支持與引導作用。數字經濟頂層設計的完善關鍵是要改變傳統的要素生產的思維，探索符合數據要素可以無限開發、多次利用特征的政策體系。為此，我國應繼續完善數據要素的產權界定、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礎性制度，尤其是積極探索數據資產入表機制等創新性機制的建設，為數據要素價值的發揮提供更為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同時各地方出臺數據相關的條例時，應打破地方之間數據流通的“藩籬”，統籌考慮地方各區域之間的數據采集與數據流通，更好地促進公共數據資源的釋放與再利用。
二是以產業的數字化轉型解構全球供應鏈變局。美國近些年推動產業鏈轉移的一個很重要目的是應對美國本土的產業空心化，服務于本國的“再工業化”戰略。據聯邦儲備經濟數據（FRED）顯示，自2023年初以來，美國制造業的投資額呈直線上升趨勢，從2022年底的1332億美元增至2023年5月的2002億美元。但是，自2023年6月以來，制造業投資額趨于平緩。這說明，受限于美國本土的高成本與通脹形勢，美國制造業回流的可持續性存疑。我國要吸取美國產業空心化的教訓，不能丟掉促進實體經濟發展這一抓手和優勢，以構建制造業強國為動力和基礎，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另外在如今全球供應鏈格局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大力推動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重視數字價值在產業發展中的貢獻，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中國的產業鏈以新的姿態參與到全球價值分工體系中。這是基于本國國情所決定的，也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所必須經歷的變革。
三是推動更多的企業“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場，增強國際競爭力。數字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也深刻關系到一國的話語權與國際影響力。數字開放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領域，要以自貿試驗區為試點，積極開展先行先試，出臺更加開放包容的數據跨境流動改革方案，建立高標準國際規則構建數據跨境流通便利機制，推進數字經濟的制度開放。與此同時，應以數據的制度開放帶動各行業各領域的數字化應用企業“走出去”積極拓展海外市場。近年來，中國企業通過開展補鏈行動，涌現出了許多具有競爭優勢的科技型企業，成為了新一輪出海的關鍵力量。我國通過加強數字規則與國際規則的對接，可以提升其在海外的本地化程度，減少其海外經營風險，提升數字化企業的海外經營積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