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共享時代。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完成農民群眾過上美好生活的歷史任務和解決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時代問題的發展戰略, 是新時代實現社會主義共享的政治安排和戰略行動。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實施, 在基本邏輯上以歷史延續性、中國現代性、人民主體性的共享發展為歷史基點;在行動向度上以“主體、產業、環境、家園”四位一體的共享建設為核心要點;在推進策略上以發展政策、權責關系、服務機制、家園文化的共享治理為實施路徑。通過全民共建、全域共治和全面共享推動鄉村振興戰略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問題是時代的格言, 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馬克思“矛盾-問題-呼聲 (任務) -時代”的問題邏輯表明:時代的主要矛盾是時代問題與歷史任務的合構。這種合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表征為人的“生活”與“生產”之間的矛盾運動, 即人的生活需要和社會的生產供給的矛盾。因而, 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新時代中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和農村內部發展不平衡, 最大的不充分是鄉村發展不充分, 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影響最大的是農民。黨的十九大立根于完成農民過上美好幸福生活這個最大需要的歷史任務和解決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個最大的時代問題, 堅持“問題目標”導向, 睿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破解“農業農村農民”這個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 使億萬農民過上美好幸福新生活, “讓全體中國人民和中華兒女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共享幸福和榮光。”[3]由此可見, 作為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鄉村振興戰略, 本質上是新時代踐行“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享理念和落實“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共享發展的政治安排和戰略行動。
 

因此, 從共享場域探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理路是鄉村振興研究的重要進路, 然而學界對此則鮮有涉足。已有的研究大多也只停留在以下4個方面: (1) 立足鄉村振興戰略“二十字”目標, 分別從產業、生態、文化、社會治理、美好生活等方面探討鄉村振興的實施進路。 (2) 著重從人才培養、政府職能轉變、基層黨建、社會組織等層面探究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策略。 (3) 從精準扶貧、城鄉融合、城鎮化等維度探尋如何在精準扶貧、城鄉融合和城鎮化中推進鄉村振興。 (4) 從頂層設計角度研究科學的政策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重要意義。僅有的從共享角度研究鄉村振興也只是提出簡單的對策建議, 還未有理論性的闡釋和論述。基于此, 本文以社會主義共享為研究視域, 以“共享發展、共享建設、共享治理”為分析框架, 探視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共享邏輯、共建行動和共治策略。
 

一、共享發展: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基本邏輯

共享發展作為新時代中國的新發展理念, 是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制定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的理論指南。當代中國的共享發展, 是全面共享、全民共享、漸進共享和共生共享的相互貫通發展形態。“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享發展, 是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方法, 是中國共產黨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邏輯。鄉村振興戰略, 作為新時代落實共享發展、建設人民美好生活的戰略抓手和行動, 是歷史延續性、中國現代性、人民主體性的時代表達, 標志著新時代黨和國家推動中華文明復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推進人的全面發展的使命擔當。
 

(一) 歷史延續性邏輯:中華文明復興

共享應是全面共享, 文明共享是中國社會主義共享的基本內容。馬克思認為,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 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 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因而實現文明共享, 必須傳承和復興中華文明。中華文明復興是實現全面共享的基本要求, 是中國歷史延續性邏輯的基本表征。中國歷史延續性是一種時空坐標的相繼性、社會進步的整體性、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和文化基因的遺傳性, 不是那種瞬間的“爆發力”, 而是一種可持續的制度化動力與活力, 這種動力與活力源于中國農耕文明。
 

中國文明的根本在鄉村, 鄉村是中國的文明根脈。鄉村文明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自信之根、復興之本。以鄉村為載體、以鄉土為根系衍生的中國鄉情、鄉思、鄉戀、鄉愁, 是鄉村振興的根和魂。費孝通曾言, 泥土是鄉人的生命。鄉愁對于中國人來說, 是綿延一生的文化記憶。鄉愁在, 人生尚有來處;記憶在, 鄉情仍有歸途。中國廣袤的鄉村積淀著千百年的農耕文化, 濃縮了中華文明的變遷歷史, 就像構成中國人生命體的細胞一樣, 攜帶著中華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 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和靈魂歸宿, 同時也關系著中華民族的興盛衰微和前途命運。
 

21世紀是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時代。復興中華文明就要傳承中華傳統農耕文明并使其現代轉型和浴火重生。中國鄉村是中華文明的生發地和承載體, 復興中華文明, 就必須振興鄉村。正如溫鐵軍所說:鄉村振興是我們農業文明傳承的程序, 農業文明傳承也是中華文明傳承, 每當中華文明遭遇重大挑戰的時候, 應對挑戰的基礎不是別的, 而是農業文明。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使鄉土溫度得到持續和延續, 恰恰是當代中國自覺或不自覺地延續中華文明的要求和體現。
 

(二) 中國現代性邏輯:社會主義現代化

共享應是漸進共享。“就共享發展的推進進程而言, 一口吃不成胖子, 共享發展必將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均衡到均衡的過程”。我國共享的漸進性表明, 其實現進程呈現出從貧到豐、從量到質、從單一平面到立體多維的層次性、階段性和上升性過程, 而這一過程是與我國現代性進程同步發展的。因而某種意義上我國的社會主義共享就是現代性共享。共享現代性, 表征和構筑著共享發展的歷史階段性、實現漸進性和內容豐富性, 標示著共享伴隨中國現代性進程而不斷發展進步。
 

現代化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努力奮斗的目標。黨的十九大把現代化的時代命題與中國社會主義的根本主題緊密聯系, 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任務, 對實現現代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做出戰略安排。當前中國現代化發展極不平衡:有些地區已邁入第二次現代化, 有些地方尚在從第一次現代化向第二次現代化過渡, 還有些地區正處于第一次現代化過程, 比如廣大的農村地區, 現代化程度低、進程緩慢。“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 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25]中國是農民大國、農業大國, 實現中國社會主義全面現代化,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就必須解決現代化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同步問題, 就必須抓農村現代化重點、補農民現代化短板、強農業現代化弱項。黨的十九大牢牢把握中國現代化的薄弱環節, 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把現代化理念、現代化機制、現代化要素融入到農業農村農民的日常生活、生產、生態、文化孕育和鄉村治理中, 重構中國鄉村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任務和戰略手段, 開啟了中國鄉村現代化的新時代。
 

(三) 人民主體性邏輯:人的全面發展

共享應是全民共享, 本質即人民共享。共享人民性, 確證和蘊含著共享發展理念的先進性和實踐性, 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歷史觀和價值觀的時代要求, 是中國社會主義共享的根本特征。人作為共享發展的內在規定, 人的本質確證程度、人的需要滿足程度、人的發展實現程度構設了共享發展合法性的價值原點與踐行動力。人民共享, 從本質來說, 就是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 就是如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問題, 即人民主體性問題。踐行人民主體性邏輯, 最根本的是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實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人民主體性的“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中國農民是最大的群體, 也是社會發展最重要的主體。堅持人民主體性邏輯, 就必須堅守農民主體性, 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廣大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增進農民福祉, 促進農民全面發展”[19]的重要途徑, 是踐行農民主體性的戰略創新。首先, 農民立場是推動鄉村振興的基點。堅定農民立場, 扎牢農民根基, 堅持農民自主性, 發掘農民智慧, 是實施鄉村振興的力量源泉。其次, 農民主體是推動鄉村振興的基礎。“堅持農民主體地位, 充分尊重農民意愿, 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 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根本。最后, 農民目的是實施鄉村振興的旨歸。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縮小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實現農民全面發展, 是鄉村振興的目的。
 

二、共享建設:推進鄉村振興的四維向度

共享作為一種社會行動, 是全民共同參與、共同建設的共擔共建, 也是新時代一種創新型的生產方式和美好的生活方式。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貫徹共享發展理念, 就應積極加強鄉村共享建設。就共享理論邏輯而言, 共享建設既是行動上的主體共同參與, 又是建設模式上的協同整合, 還是建設成果上的共享滿足;就共享實踐邏輯來說, 共享建設則是共享“主體產業環境家園”等核心要素的鄉村振興圖景展開, 即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需要合格的共建主體建構、社會化的大產業支撐、良好的公共環境依托、共同的精神家園依歸。具體來講, 通過培育共同參與主體、發展共享產業、建設共享生態、重構鄉村共同體等共享建設, 推進我國鄉村偉大振興。
 

(一) 共享主體培育:鄉村振興的基礎前提

鄉村振興, 核心是人。只有培養和造就出現代化的多元共建主體, 才能夯實鄉村振興的堅實基礎。當前, 我國農村多元主體呈現出分散化、無序化和非整合化狀態, 并且各個主體自身在思想觀念、文化素養、公民道德、法律意識等方面存在著許多問題, 同時, 在生存技能、開拓創新能力、信息技術水平和參與程度等方面與鄉村振興所要求的合格主體還有一定差距。因此, 明確農村多元主體在鄉村振興中的地位以及培育有較高文化素養、較強生存和發展能力以及責任擔當意識的多元主體, 才能為鄉村振興奠定人力資源基礎。
 

首先, 新型農民是鄉村振興的根本力量。“農民是鄉村振興戰略的主要實施者、推動者和獲益者。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不能寄希望于單向度的政府行政力量, 而需要將激發農民的活力、創新力作為根本立足點”。實際上, 這就是要求培育新型農民。新型農民作為新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主力軍和創新農業發展方式的推動者, 是美麗鄉村的建設者, 更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力量。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 要面對農民群體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構建多元培訓體系、創新靈活多樣的培育模式、優化培訓考核標準、探索培訓服務長效機制, 把廣大農民培育成適應市場經濟、具有創新思維、善于組織經營、敢于擔當拼搏的新時代農業人才。
 

其次, “三農”隊伍是鄉村振興的保障力量。黨的十九大指出, 要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推進鄉村振興既需要廣大農村黨員干部去組織和實施, 也需要大量涉農專業人才發揮支持和指導作用。因而要求農村干部隊伍要熱愛農業、農村、農民, 了解“三農”實際情況, 具有“三農”工作的過硬本領, 特別是要能善于研究“三農”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同時, 也要求“三農”專業人才能夠滿足農村對科教文衛服務的需求, 尤其是滿足在農業種植、養殖、開發等生產經營方面的需要。為此, 要積極強化基層黨員、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和村委會成員的責任意識, 提高組織領導能力和問題處置能力, 提升鄉村教師、醫生、農技等專業人才的服務能力。
 

其三, 社會組織是鄉村振興的補充力量。在鄉村振興中, 社會組織作為一種補充力量, 能夠反映農民真實需求、提供專業服務、緩解資金不足、促進產業發展, 特別是一些專業協會、生產互助性組織、糾紛調解組織等在教育、醫療、養老、衛生、矛盾化解、產業發展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推進鄉村振興要重視社會組織的發展, 特別是要積極引導農民參與社會組織、培育更多專業化的社會組織, 同時運用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優化社會組織結構、規范社會組織運行、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當然, 鄉村振興也離不開鄉賢、能人、精英等主體的推動, 應積極制定科學政策與激勵機制引導他們加入到推進農村農業發展中來, 為鄉村振興貢獻力量。
 

(二) 共享產業發展:鄉村振興的關鍵支撐

鄉村振興, 產業是支撐。探索和建立適合農村發展的產業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關鍵。在當前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時代, 共享經濟作為共享理念與新媒體技術構架起來的一種新業態、新模式, 是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黨的十九大明確強調, 要求把共享經濟培育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 共享經濟最早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協同消費”, 后來依托互聯網信息技術成為一種創新發展的經濟新模式。共享經濟的本質是基于網絡技術基礎上的不同主體、不同區域、不同資源的整合與共享, 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不同需求的滿足。共享農業是共享經濟在農村農業領域的延伸和發展, 作為“以消費需求精準對接農業生產的共享模式, 改變了傳統農業原有的組織架構[29]”, 為推動農業農村發展提供了新支點。“通過發展共享農業,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整合社會資源與農業資源, 促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動鄉村產業振興。”[30]眾所周知, 農村地區一般比較偏遠, 種植與養殖業是其基本產業。而這些所謂的劣勢在網絡信息時代與共享經濟時代將為農村農業發展插上騰飛的翅膀。隨著城鄉消費結構的升級, 人們的消費內容和質量也在不斷提升, 人們不僅認識到了農業的食品功能, 還“認識到農業的生態環境功能、文化教育功能、醫療休閑功能、物種多樣性功能等, 并且產生了相應的需求”[31], 這為共享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機遇。從農業生產鏈來看, 共享農業不僅僅是農業生產要素的共享, 還可以是農業科技的共享和產品流通的共享。共享模式將激活農村的生產要素、促進農業產業升級, 使農民實實在在增收。以共享農莊為例, 作為共享農業的重要形式, 它是“以充分涵蓋農民利益的經濟組織形式為主要載體, 以各類資源和資本組成的混合所有制合作企業為建設運營體, 以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信息技術為支撐, 讓農民充分參與和受益, 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于一體, 以農業和民宿共享為主要特征的‘三農’新業態。”
 

作為農村的一種創新、協調、綠色、開放的朝陽產業, 共享農業能有效實現農業產業的提檔升級, 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商業模式少、持續運營能力差及農民脫貧致富難等問題。毫不夸張地說, 共享農業為農村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在鄉村振興實踐中, 應積極推進以共享農業為代表的共享產業建設, 鼓勵農民參與, 加強政府引導, 發揮市場保障作用, 從而筑牢鄉村振興的產業根基。
 

(三) 共享生態建設:鄉村振興的重要依托

鄉村振興, 生態是依托。良好的生態在農業生產、農村發展、農民生活中具有基礎性作用[33], 對于整個社會而言, 也是一種具有共享性的公共財富, 其不僅關系到所有人生產、生存、生活的福祉, 而且也關系到社會的和諧穩定與可持續發展。所以, 共享生態建設對于鄉村振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馬克思主義認為, 人作為一種現實性存在, 具有自然與社會的二重性, 而這二重性都與生態緊密聯系, 這就要求人類在生產和生活中要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

從人的自然性層面來看,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離不開自然,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馬克思指出, “自然界, 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 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 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 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 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4]人每天都與自然進行著物質交換, 人的存在依賴自然, 受制于自然。同時, 自然界也是生命的存在, 并且這些非人的生命主體越來越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人類生命的延續, 依賴于自然界所有的非人類生命物種提供的生物資源和健康的生態環境, 而所有非人類生命物種的繁衍和延續, 不再是純粹的自然形態和自為狀態, 而是日益受到人類實踐活動的深刻影響, 依賴于人類對自然界的約束和調控行為[35]。可見, 人與自然是生命相依、休戚與共的。所以,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概念, 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人的命脈在田, 田的命脈在水, 水的命脈在山, 山的命脈在土, 土的命脈在樹。”[36]生命共同體強調“人與自然萬物處于一種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共生關系中, 它們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37]這就要求人在利用自然的基礎上還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
 

從人的社會性層面來看, 自然是人聚合而成的社會的發展基礎, 離開自然人類社會將難以存在, 基于此形成了生態向度意義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人作為社會的存在, 人與人以及與社會的交往在根本上是改造自然和世界的活動, 目的在于滿足自己的生存和生活需要。馬克思指出:“社會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 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34]因而人的社會活動及其關系必然會影響到自然。由此, 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也關涉著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和諧, 往往會影響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如果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人們的生產生活環境惡化, 如果資源能源供應高度緊張、經濟發展與資源能源矛盾尖銳, 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是難以實現的。”[38]在此意義上, 人與自然的關系指向了人類命運共同體。
 

生態是生存之本, 關系到每個人的生存與生活質量。生態的社會公共性要求生態建設必須是所有人的共擔共建。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 應高度認識生態對于農村農業發展、城鄉人民生產生存生活的重要意義, 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環境與發展的關系, 通過發展綠色產業、減少污染物排放、加大美化工程建設, 讓農村回歸山清水秀, 讓良好生態成為鄉村振興的支點。
 

(四) 共同體的重構:鄉村振興的根本要求

鄉村振興, 家園是根本, 而這個家園不僅僅指生態環境層面的美好, 更多是指倫理文化生活層面的和諧、溫婉、有溫度, 也就是鄉村生活共同體。在“‘家園’概念模糊, 正淪為一種‘逝去的美好’”[39]的今天, 推進鄉村振興必然要以建設鄉村共同體為根本要求。“共同體”這一概念最早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 在與社會進行比較之后, 他指出共同體應“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40], 內含著默契、共享、權威, 以及同質性、情感性和整體性等特征。人們在共同體里與同伴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工作, 從出生之時起, 就休戚與共, 同甘共苦[41]。共同體作為“具有一定聯系的人類群體和諧共處、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的一種生活形態”, “發揮安全保護、秩序建構、利益協調等作用, 促進群體和個體的發展”, 同時共同體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和價值觀, 個體對其具有高度的認同感、安全感和歸屬感, 是個體的精神歸宿。”[12]可見, 共同體本身蘊涵著共享的價值追求, 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內在要求重構共享性鄉村共同體。
 

“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是禮治社會, 是一個給人以充分的`在家'感的鄉村世界, 以人倫關系為依托建構起來的共同體。”[42]在這個共同體中, 鄉村文化作為一種精神紐帶, 凝聚著鄉民共同的精神世界, 維系和規范著鄉民的交往、生產與生活。但是, 在后鄉土社會, 現代性霸權和城市資本的雙重驅動, 使得農村變得空心化、離散化和原子化, 隨之而來的是鄉村文化的衰落, 特別是在現代城市文化的沖擊下, “鄉村文化變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詞, 傳統的道德秩序遭受到破壞。享樂主義、金錢至上充斥著鄉村社會。由于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不平等的地位, 城市文化通過各種方式向鄉村滲透, 改變著農村居民樸素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42], 這種改變既表現在農民倫理道德的喪失和異化, 更表現在年輕一代農民對農村文化的自蔑, 也體現為農村嚴重的信任危機和信仰危機。農村矛盾叢生、不安定因素凸顯, 走向失序的邊緣, “鄉愁”變成了“愁鄉”。因而“鄉村共同體與鄉村振興之間存在密切的邏輯關聯性, 二者互為條件, 構建和諧有序的鄉村共同體有助于振興鄉村, 實現鄉村振興也要求構建人民滿意的鄉村共同體。”[12]在某種意義上, 只有實現了鄉村共同體的復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振興。這就要求在鄉村振興實踐中積極加強鄉村文化建設, 通過挖掘、傳播農村優秀的傳統價值觀念, 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構筑鄉村文化之魂, 重塑鄉村溫暖生活共同體。
 

三、共享治理:鄉村振興實現的路徑策略

在人類社會中, 一切促進社會發展的社會實踐活動都屬于治理活動。共享治理是共建行動、共治過程、共享價值的有機統一, 是全民共建、全域共治、全面共享的新型治理術。鄉村振興的共享建設實踐也內在地要求通過共享治理來實現。這就要求在實踐中, 既要注重頂層設計又要注重基層實踐, 既要強調農民主體的作用又要看到多元主體的整體合力, 既要善于利益引導又要注重制度和文化的保障滋養作用。具體而言,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要以制定科學的政策為前提, 以明晰責權關系為基礎, 以構建服務供給和利益共享機制為重點, 以建設新型鄉村文化為保障, 從而促進我國鄉村振興美好圖景的實現。
 

(一) 制定科學有效共享政策

鄉村振興作為一個戰略性的系統工程, 離不開頂層設計與科學規劃。從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到2018年中央出臺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目標任務、標準要求、道路方針和力量原則逐漸清晰起來, 這為鄉村振興的實施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 鄉村振興的實施還需要根據所要解決的問題在實踐中制定科學有效的具體政策。
 

1. 制定促進農村農業發展的人才政策。

人是實踐活動的根本要素, 重視人才是鄉村振興的必然要求。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要強化人才觀念, 樹立“人才興, 鄉村才振興”的理念, 積極制定和完善符合農村農業發展實際的科學的人才政策, 特別是要注重在人才引進、人才培養、人才評價、人才激勵、人才發展和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探索與研究, 從而為人才在廣闊農村天地施展才華和抱負提供優良政策環境。
 

2. 制定推進農村農業發展的產業政策。

鄉村振興, 產業興旺是重點, 而產業要興旺, 合理的產業政策是先導。產業結構政策方面, 要強調優先發展高效和新型農業, 鼓勵發展中醫藥產業, 注重發展涉農文化產業, 合理發展鄉村旅游業, 適度發展工業。產業技術政策方面, 積極鼓勵涉農科技研發與創新, 要建立高效的專利申請渠道和成果轉化機制。產業組織政策方面, 積極探索有助于促進產業發展的資金扶持政策、金融財稅政策, 從而引導、支持和壯大農村產業。
 

3. 制定和完善保障農民生活和發展的社會政策。

實施鄉村振興的過程也是推進鄉村社會建設的過程, 因而在鄉村振興的實踐中應注重制定和完善旨在保障農民生活和發展的社會政策。積極回應農民的關切與需要, 優化和完善農村的教育、醫療、優撫和養老政策, 探索矛盾化解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政策, 在提高社會溫度中促進鄉村振興。
 

(二) 明晰多元主體權責關系

鄉村振興的實施需要多元主體共同在場和協同推進, 但囿于實踐中的主體———黨組織、基層政府和自治組織的權責邊界不清, 導致名為多元推進建設, 但實則相互掣肘, 難以實現理想效果。“共建共治共享'就是要打破這種權力結構的失衡, 從法律上賦予各主體 (在鄉村振興中) 的治理權責。”
 

1. 黨是鄉村振興的領導者。

要堅持黨管農村工作的原則, 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 確保黨在農村工作中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 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障。因此, 要明確加強黨對農村工作領導的指導思想、原則要求、工作范圍和對象、主要任務、機構職責、隊伍建設等, 特別是要強化黨政一把手的第一責任人意識和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職責, 以確保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實施。
 

2. 基層政府是鄉村振興的主導者。

現代政府作為有限政府, 主要是履行好規范、扶持、引導、服務、監督等職能。在鄉村振興實踐中, 基層政府應著重落實好“三農”政策, 建設好“三農”工作隊伍、做好“三農”服務工作, 特別是“應對基層事務管理減少行政干預, 主動還權于基層自治組織, 在鄉村振興過程中賦予其更多自主權, 使其回歸至鄉村治理的主導者角色。”
 

3. 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是鄉村振興的承擔者。

基層群眾自治是人民當家做主的重要途經, 也是農民群眾推進鄉村振興的基本方式。在鄉村振興實踐中, 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應強化主體責任意識, 充分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 積極動員群眾參與鄉村治理”[45], 特別是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 充分調動基層群眾實現鄉村振興的積極性、主動性、主體性、參與性, 從而保障鄉村振興高效推進。
 

(三) 構建服務利益共享機制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必須重視制度機制建設, 在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等重大問題的基礎上, 積極推進服務供給機制和利益共享機制的建設與創新。
 

1. 構建多元化的鄉村服務供給機制。

鄉村服務不僅是保障民生福祉的基本要求, 更是促進農村農業發展的重要方式, 因而要協調多元主體、整合多種資源為“三農”服務。一是要發揮基層政府的服務功能。基層政府具有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養老等方面的民生服務職能, 應通過科學決策、因地施策、保障有策為農民群眾提供精準化、個性化的公共服務。同時, 精簡行政審批、縮短辦事流程、積極上門服務, 營造推動農村產業繁榮發展良好的營商環境。
 

2. 鼓勵社會組織提供社會化服務。

隨著社會力量的逐漸壯大, 專業化的社會組織成為民生和生產服務的重要供給者, 因而要積極發揮吸引法律服務組織、社會教育機構和養老機構等在矛盾化解、教育、養老等方面的作用。與此同時, 要引進和支持土地銀行、農機合作社、農業科技公司等社會組織促進農業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轉變升級。要積極引導農民群眾自我服務。農民群眾最了解“三農”, 最知道“三農”需要什么, 應鼓勵和引導農民群眾積極轉變思想觀念, 通過發揮聰明才智創新生產方式提升自我服務的能力。其次, 要制定互惠互利的利益分享機制。鄉村振興需要社會信任和持續動力, 而二者必須建立在互助互惠基礎之上。因此, 在鄉村振興實踐中, 要發揮不同主體在信息、技術、資金等方面的資源優勢, 通過整合創新農業生產的新模式、新業態, 形成互幫互助、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利益分配方式, 從而推動農村農業的快速發展。比如以土地入股形成的土地股份合作社采用“保姆式”和“菜單式”托管實現土地高效利用, 通過規模化經營既促進農業增效, 又實現農民增收;以網絡平臺構建的“農業企業+農機作業服務”模式推進多元主體的聯合與合作, “創新利益聯結機制, 增強供需對接的有效性、組織調度的精準性、作業保障的可靠性,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作業服務效率, 增加經營效益, 增強農機作業服務活力。”
 

(四) 構筑共享文化精神家園

鄉村文化在鄉村共同體構建中具有推進價值認同、重構規則秩序、重建精神家園的功能, 因而在鄉村振興實踐中注重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更要強調精神文明建設, 特別是通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強化法治與德治文化認同, 推進公共文化建設, 加強“對鄉村社會內部各文化要素進行保護傳承、優化重組及開發利用, 建構出一種新的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新型鄉村文化系統, 以充分發揮鄉村文化的整合與創造、凝聚與價值認知功能”[46], 從而構生出新時代鄉村精神共同體。
 

1. 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作用。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 是中國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 也構成了鄉村振興的價值向導和精神動力。因此, 在鄉村振興實踐中要積極運用各種途徑宣傳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武裝農民, 從而培育具有個性化的新時代農民, 構建和諧的鄉村社會關系。
 

2. 注重法治與德治文化的傳揚。

現代生活是以法律和道德作為基本規治方式的生活, 可以說, 法治和德治構成了現代全部社會生活的基本內容, 鄉村振興就是要實現和培育法治與德治雙高的現代化鄉村和現代化農民。因此, 在鄉村振興的實踐中要廣泛采用標語、講座、新媒體等形式大力傳揚法治文化和德治文化, 引導農民尊法用法、向上向善, 提高農民法治素養和道德素質, 形成法治與德治的生活踐履, 從而構建文明的鄉村秩序。
 

3. 加強鄉村公共文化建設。

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目標, 而“實現鄉風文明的關鍵是重構鄉村文化, 大力建設新時代鄉村公共文化。鄉村公共文化建設既要立足于鄉村的地域文化特色, 繼承和弘揚鄉村優秀傳統文化, 也要契合現代文化精神和文化向度。”[47]在實踐中要重點推進基層公共文化設施建設, 比如圖書室、活動室、文化禮堂、籃球場等, 也要鼓勵文藝工作者創作反映“三農”主題的戲曲、話劇、電影、小品等文藝作品, 還應主動開展歌唱大賽、拔河比賽、書法大賽等活動展示農民群眾的精神風貌。
 

4. 重視傳統文化的挖掘與傳承。

傳統文化是鄉村的根和魂, 鄉村振興不僅不應拋棄這些歷史遺存, 反而要深入挖掘和傳承其中所蘊含的優秀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 充分發揮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眾、淳化民風中的重要作用。（作者：王東 王木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