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教育振興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突破口。當前, 層化現象嚴重、信息化程度不高、優質師資匱乏、鄉土意識薄弱等問題制約著鄉村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新時代鄉村教育振興需要遵循系統性、開放性、統整性原則, 選擇科學合理的發展路徑, 堅持梯次發展策略以解決鄉村教育的層化差異, 推動現代信息技術應用以支撐鄉村教育的跨越式發展, 選擇多樣化發展路徑以解決鄉村教育資源不充分的現實問題, 構建產業經濟與教育發展共生機制以破解鄉村教育的效益難題, 構建鄉村文化發展體系以重塑鄉村教育文化自信。

 

改革開放40年來, 中國鄉村發生了劇烈而深刻的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 鄉村振興成為當今時代的重要課題。2017年10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1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 隨后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2022年) 》, 將鄉村振興上升到現階段重要的國家戰略。鄉村振興的基礎在教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優先發展鄉村教育事業。隨著我國城鄉發展一體化步伐的加快, 5年間8 000多萬農業人口轉移成為城鎮居民[1], 大量農業人口轉移, 鄉村教育“無人、無根、無為”等困境成為鄉村振興的掣肘。如何破解鄉村教育的現實困境, 不僅是鄉村教育發展的迫切需要, 而且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一、新時代鄉村教育振興面臨的現實困境

對于鄉村教育, 有學者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進行了界定, 宏觀層面是指為鄉村建設和發展服務的一切教育;中觀層面是指鄉村地區 (縣級行政區劃以下地區) 的教育;微觀層面是指鄉村的學校教育[3]。結合地域和人口屬性, 我們認為, 鄉村教育主要是針對縣以下農業人口進行的集中教育。基于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和鄉村教育對象的具體實際, 當前的鄉村教育存在一些明顯的現實困境, 只有明晰這些困境并進行深入具體的分析, 才能抓住鄉村教育振興的突破口。
 

(一) 鄉村教育層化現象嚴重, 地區差異巨大

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鄉村最為突出, 城鄉教育資源的不均衡發展, 鄉村之間教育資源的不均衡發展是主要的表現形式。一方面, 從城鄉教育資源的不均衡發展來看, 改革開放40年來, 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大量農業人口涌入城市, 大量鄉村資源向城市集聚, 為國家繁榮、經濟發展、基本實現小康社會貢獻了人力、物力和財力, 由此帶來的副作用是傳統農業與現代工業剪刀差態勢持續擴大, 鄉村教育與城鎮教育無論是在基礎設施還是在教育教學質量等方面都存在嚴重的層化現象。很多邊遠貧困鄉村存在一師一校、單班校、復式教學點, 這與城鎮超大規模學校、超額班級形成鮮明的對比。進城上學已成為一種社會分層標準, 暗示著家庭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的優越性。另一方面, 從鄉村之間教育資源的不均衡發展來看, 我國幅員遼闊, 不同區域的自然資源、人文資源、經濟資源差異巨大, 東、南、西、北、中部各地的鄉村教育資源迥異, 經濟發達地區的鄉村教育與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鄉村教育現實差異巨大。2014年統計顯示, 北京市農村初中的生均教育經費支出為47 365.17元, 而貴州省僅為4 357.33元, 相差4萬余元[4]。同為鄉村教育, 因其所處區位不同, 占有的社會資源差異可謂巨大, 單從教育經費支出看差異可達10倍甚至更高。因此, 分層化與差異化是當前鄉村教育的重要特征。
 

(二) 鄉村教育標準化程度較低, 信息化建設相對滯后

教育具有公共產品屬性, 教育層次越低, 其公共產品屬性越明顯, 政府肩負的責任越重大。當前的鄉村教育主要集中于義務教育階段, 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資金支持是其主要發展動力, 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在鄉村教育領域處于失靈狀態。改革開放40年來, 鄉村教育長時間處于被遺忘的角落。首先, 從政府對鄉村教育經費投入維度來看, 80年代政府頒布的《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等文件形成了鄉村教育經費的自給模式。1985年至2005年期間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上, 中央和省級政府僅承擔了10%左右, 而縣級政府及鄉鎮承擔了近90%, 特別是2000年至2004年期間, 中央和省級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比重不升反降, 直至2006年以后, 國家才逐步提出義務教育經費供給向農村傾斜的制度[5]。但是由于政策的遲滯效應, 當前鄉村義務教育的標準化建設步伐遠遠滯后于城鎮義務教育。其次, 從社會發展帶來的技術支撐來看, 新時代信息技術飛速發展, 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將深刻地改變人才需求和教育形態。2018年4月教育部發布《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提出教育信息化是加快實現教育現代化的有效途徑[6]。然而從鄉村教育現實情況來看, 現代信息技術在大部分鄉村教育教學中的運用尚處于起步階段, 而且處于硬件標準化普及建設的落后階段。從來自甘肅和四川87所農村小學、初中信息技術資源配置及使用現狀的調研數據可以看到, 該地區生均計算機擁有量嚴重不足;信息技術輔助用房嚴重不足;校園網開通率低, 學校管理信息系統建設落后;信息技術專業教師配備不足;信息技術設備經費投入不足[7]。可以說鄉村教育尚處于教育信息化1.0的初級階段, 而城市教育已進入教育信息化2.0的發展階段。
 

(三) 鄉村教育生源持續流失, 優質師資嚴重匱乏

鄉村教育生源流失嚴重已是不爭的事實。當前城鎮化仍保持50%以上的增長率, 農業人口將持續轉移。伴隨農業人口大量轉移的是大量鄉村教育生源的流失, 鄉村的“空心”化必然導致鄉村教育之“無人”困境越發嚴峻。從教育部公布的統計數據來看, 1998年鄉村義務教育在校生占全國的比例為64.77%, 到2012年僅占32.00%[8]。鄉村生源持續流失的背后潛藏著更深層的教育和文化原因, 一方面因為鄉村教育自身的現實困境, 造成“讀書無用論”在鄉村社會蔓延;另一方面家庭受教育程度越低越不重視子女教育, 越容易造成貧困的代際傳承, 這樣的惡性循環嚴重威脅鄉村生源的穩定性。同時, 鄉村教育的基礎——鄉村教師也呈現嚴重匱乏之勢。從鄉村教師數量來看, 2016年國家教育統計數據顯示, 鄉村小學教師隊伍中代課教師占比近20%。2013年云南省共有“一師一校”教學點1 354個[9]。從國家到地方的數據均反應出鄉村教師缺編嚴重。再從鄉村教師質量來看, 鄉村教師作為鄉村社會優秀人力資源的代表, 在改革開放浪潮中, 在城鎮化步伐的席卷中, 不斷被篩選抽離。不少鄉村學校校長抱怨, 鄉村學校已然成為城鎮學校的教師培養基地, 優秀教師很容易被城鎮學校挖走。來自農村小規模學校教師隊伍的調研數據清晰地呈現了這一現實, 普通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教師所占比僅為24.77%, 大專、中專 (中師) 、高中、初中及以下學歷的教師所占比分別為22.85%、31.75%、17.80%和2.83%[10]。鄉村學校既難以吸引年輕教師, 又留不住優秀教師, 在數量和質量兩個維度上加劇了鄉村師資匱乏的現實困境。生源流失致使鄉村教育失去規模效應, 優質師資匱乏致使鄉村教育質量失去保障, 兩大主體缺位已是制約鄉村教育振興的重要現實問題。
 

(四) 鄉村社會的鄉土意識薄弱, 鄉村教育鄉土元素缺失

我國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及保障體系政策致使傳統農業產業經濟收益低下;鄉村生活保障資源匱乏, 醫療、養老、教育投資城鄉比例嚴重失衡;鄉村人民處于金字塔的底層, 鄉村社會失聲于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遠離鄉村, 擺脫“泥腿子”的生活成為眾多鄉村人民的共同心理追求, 導致鄉村社會鄉土意識的集體薄弱。改革開放以來, 讀書、打工、參軍成為鄉村人民逃離鄉村社會的三種主要方式, 比較而言, 外出打工門檻最低, 短期效益明顯, 成為大部分鄉村人民的首選。但是這部分人群在缺乏基礎知識儲備的情況下涌入城市后往往從事高強度低收入工作, 面對城市經濟、文化的雙重沖擊, 常歸因于出生缺陷, 以至他們對自己的原生地域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這樣的逃離心理和自卑意識從個體蔓延到家庭再蔓延至整個鄉村社會。而鄉村文化建設的停滯, 鄉村教育的缺位, 無法擔當有效的疏導責任。鄉村教育與鄉村社會鄉土意識薄弱可謂互為因果。從鄉村學校的教師培養, 到學生培養都呈現出鄉土元素的缺位性。伴隨高等教育擴招, 百年中師衰落, 師范教育資源的區位布局越來越遠離鄉村, 集中于大城市。大城市的師范院校生從培養環境到課程體系, 皆是以城市文化為導向, 即便是定向培養學生, 涉及的鄉土元素也極少, 更缺乏有針對性的培養內容設置及有效的價值觀念引導。這樣培養出來的畢業生更多的是希望留在大城市生活, 進入鄉村教師崗位成為他們的下策選擇, 即便進入鄉村教師隊伍之后的心理落差也較大, 呈現出一種“躍龍門”不得的不甘和被城市“拋棄”的復雜心理。而鄉村學校的課程設置幾乎也是城市學校的復制版, 導致鄉村學生不論是來自教師行為的間接熏陶還是來自學校課程的直接影響, 收獲的鄉土文化元素都是極其稀缺的。
 

二、新時代鄉村教育振興的基本原則

鄉村教育振興應根據鄉村振興的戰略需要, 結合鄉村教育的現實困境, 統籌設計、整體規劃。總體而言, 鄉村教育振興應遵循系統性、開放性和統整性原則。
 

(一) 鄉村教育振興的系統性原則

系統論要求考察系統的整體性, 而且要在其與部分、層次、結構、功能、環境的相互關系中來考察其整體性, 只有把整體與部分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地認識系統[11]。教育的發展必然遵循系統論的基本邏輯, 我們對鄉村教育的思考需要引入系統性的研究視角。事實證明, 鄉村教育的發展演變一直與社會歷史變遷息息相關, 從古至今, 有什么樣的現實社會母體就會催生什么樣的教育工具子體。古代, “生存型”社會決定了生活化的鄉村教育;近代, 城市化發展決定了城鄉學堂不均衡布局;現代, 人民公社制推動了生產勞動式的鄉村教育[3];當前, 在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歷史時期, 鄉村教育作為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 同時從屬于社會大系統。重構鄉村教育框架不但需要考慮當前教育系統的發展現狀、已有成果、突出問題及未來發展方向, 而且要與當前鄉村振興戰略的新時代背景、歷史使命、社會物質資源、社會心理期待融為一個有機生態系統進行整體思量與布局, 并牢牢把握部分與整體的從屬關系。同時, 鄉村教育本身亦是一個完整的次級系統, 這個次級系統由鄉村教育主體、鄉村教育活動、鄉村教育體制、鄉村教育機制和鄉村教育觀念五個基本范疇組成, 具有描述鄉村教育現象、解釋鄉村教育行為、改進鄉村教育實踐的基本功能, 建構一個有效的鄉村教育框架需要從新時代的層次需求、結構需求、功能需求以及環境需求整體把握這個次級系統內的各個要素。探討鄉村教育問題需要從系統性出發, 將其置放于新時代的整個社會背景中, 關注鄉村教育的系統屬性, 并且把握系統間的互動生態關系。
 

(二) 鄉村教育振興的開放性原則

耗散結構理論最早由熱力學教授伊里亞•普里戈金提出, 隨后逐漸發展為一門方法論科學, 被廣泛運用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研究領域。該理論認為, 封閉系統只可能走向無序 (退化) , 只有開放系統才可能走向有序 (進化) [12]。經驗的開放性是對陌生情境的容忍、探索、發展和創造。時代變遷、社會變革, 雖然鄉村教育較長時間以來遠離這場變革的核心區域, 但是隨著新時代的到來, 改革步伐的推進, 終究需要直面當前復雜的外部挑戰和內部困境。以往鄉村教育安于自身“弱”“小”“貧”的心理定位, 在這個心理舒適區固步自封, 當前需要打破這個舒適區, 以開放的心態擁抱變革, 以自信的步伐迎接挑戰, 鄉村教育亦可為, 鄉村教育更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均衡發展的重要著力點, 應有更大作為。這樣的開放性需要鄉村教育系統各要素的開放性。第一, 鄉村教育主體應具有開放性, 特別是要具有開放的教育理念, 不拘泥于“離農”還是“為農”的理論探討, 適宜于當地自然資源、人文資源、歷史資源的教育理念都是可行的。第二, 教育功能定位應具有開放性, 教育既要服務于當地的生產發展, 又要服務于升學需要。第三, 教育層次應具有開放性, 無論是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 還是成人教育, 都應納入其中。在隋唐至元朝時期, 當時的鄉村教育就有基于基礎知識傳授的蒙學, 也有旨在為研究學術和科舉考試準備的書院[3]。新時代培養新型職業農民成為新的發展性需要, 鄉村教育的層次布局應有所呼應。第四, 教育模式應具有開放性, 傳統的班級教學、近代的廣播電視媒介教學、現在的信息技術與鄉村教育的深度融合等都可為發展鄉村教育所用。最后, 教育環境應具有開放性, 跨越學校圍墻的藩籬, 聯通鄉村學校與鄉村社會, 讓鄉村社會的傳統文化、血親紐帶為學校所用, 同時讓學校成為鄉村社會文化建設、文化傳承以及文化活動的中心, 形成以鄉村學校為中心的鄉村社會。因此, 鄉村教育振興需要以開放的視野借鑒和超越已有歷史成果, 以開放的態勢分析自身基礎條件并尋求有益支撐。
 

(三) 鄉村教育振興的統整性原則

統整性強調包容性、階段性和發展性, 不局限于對個別事物, 個別屬性的感知, 而是一種整合聯系的視角對已有歷史成果的不斷超越, 是一種理想的遠期愿景指引。從統整性入手認識鄉村教育振興問題是出于現實需要, 因為單憑鄉村教育系統內部主體的力量無法突破當前困局, 鄉村教育振興需要以統整性原則為指導吸納整合全社會的力量, 多元主體共同建構, 同時借用現有科技成果, 多渠道支撐發展。首先, 國家層面應在政策、經費等方面給予強有力的支持, 地方層面應配套具體的實施意見和實施方案, 學校層面應細化操作實施細則和全面落實, 企業方面應在捐資助校和產業帶動等方面給予支持, 教育研究領域應在鄉村教育新理念和新路徑等方面加強研究。從國家到地方再到學校, 從政府到企業再到教育研究領域, 從政策到資金再到理念, 形成具有社會共識的教育合力。其次, 新時代, 大數據信息技術飛速發展, 為基礎通訊升級奠定了堅實的科學技術基礎, 2G、3G、4G網絡的普及運用也不過短短10余年時間, 人與人溝通半徑, 人與資源鏈接時空卻不斷擴大, 中國大學慕課、各類型中小學精品視頻公開課程等各種在線學習資源, 只要有網絡的地方都變得觸手可及, 同時也為鄉村教育教學內容、教學方式變革提供了多樣性技術支撐。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多樣性支撐作用, 嘗試“互聯網+鄉村教育”多種可能性模式。只有堅持統整性原則匯聚多層次、多方面、多維度力量和多樣性技術支撐, 才能在新時代實現鄉村教育振興的新使命。
 

三、新時代鄉村教育振興的路徑選擇

基于鄉村教育發展的現實問題, 鄉村教育振興不僅要遵循系統性、開放性、統整性等基本原則, 還必須結合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未來愿景, 選擇科學而適宜的發展路徑。
 

(一) 堅持梯次發展策略, 解決鄉村教育的層化差異

赫西曼認為, “偏離平衡”恰是進一步發展的動力, 先期的“非均衡”能夠有效促進發展并最終實現整體的“相對均衡”[13]。鄉村教育層化現象是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問題, 黨和政府已高度重視并確定為今后實現均衡發展的重要著力點。鄉村教育可循梯次發展的邏輯, 首先, 資源密集型鄉村教育可以樹榜樣, 建特色, 走示范引領之路, 探索以名師工程為核心的鄉村教師培育基地, 培育鄉村教育的民族自信。其次, 資源普通型鄉村教育可以走強基礎, 保質量之路, 建設以骨干教師隊伍為核心的攻堅團隊, 以自我質量提升獲得更多社會關注, 進而爭取更多社會資源的投入, 瞄準最近發展區逐步向上一層次的教育類型靠攏。最后, 資源貧瘠型鄉村教育可以走并校發展之路, 以實現教育公平為基礎的聯校合理布局, 先爭取獲得適宜的規模效應, 利用好規模效應的話語權, 整合各類型資源快速改善教師隊伍, 爭取稀缺資源的精準投放, 并逐步向上一層次的教育類型靠攏。只有鄉村教育自身發展了, 鄉村教育之間的差距縮小了, 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教育質量差異, 穩定生源, 留住教師, 實現均衡發展。
 

(二) 推動現代信息技術應用, 支撐鄉村教育的跨越式發展

經過長期的砥礪前行, 經濟發展、信息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現代化成果適時為鄉村振興做好了準備, 也為鄉村教育提供了現代化的思維視角和工具起點。首先, 以政策引領、經濟驅動、理論學習、情感熏陶等多渠道方式將現代化的思維視角內化為鄉村教育主體的自主行為模式, 以提升鄉村教育主體兼容各種理論成果, 嘗試多種價值取向的膽識, 以拓寬鄉村教育發展路徑。其次, 憑借互聯網+教育的新業態優勢, 借力通訊產業, 有線與無線并舉, 在鄉村全域鋪設互聯網高速公路。加大鄉村校園信息化改造資金比例, 在鄉村學校建設集教學、電子圖書閱覽等多功能于一體的信息化云教室。以獎勵或補貼政策為鄉村教師配置個人電腦, 掃除硬件障礙, 提升教育信息化的普及標準。最后, 提升教師信息素養與打造技術團隊相結合。以地方師范院校牽頭建設鄉村教師定向培訓平臺, 開展針對性培訓, 快速提升鄉村教師的信息素養, 進而讓更多的鄉村教師有能力通過網絡的方式與最新的教育教學理念, 教育教學技術手段, 精品課程資源親密接觸。同時, 開展具有專業優勢的教師與具有信息技術優勢的教師深度合作, 共同嘗試MOOC、SPOC、翻轉課堂等各種混合教學模式, 以提高軟件實力, 縮短現有教育成果為鄉村教育所用的時空距離。唯有駕馭好現代信息技術工具才能支撐鄉村教育的跨越式發展。
 

(三) 選擇多樣化發展方式, 解決鄉村教育資源不充分的現實問題

根據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和華東師范大學的聯合研究報告數據估計, 到2030年我國將出現逆城鎮化現象。屆時鄉村教育對象的構成將會更加多樣化, 除了土著的鄉村人口, 還有回流的新型鄉村人口, 這部分人口既包含具有鄉村生活經驗的回遷人員, 也包含不具備鄉村生活經驗的隨遷人員。多樣化的教育對象由于自身條件、經驗基礎不同, 對鄉村教育的需求差異巨大。就教育目標而言, 有城市化、鄉村化甚至國際化的需求;就教育內容而言, 有國家課程、城市課程、鄉土課程;就教育渠道而言, 有傳統方式、網絡學習、混合教學、學年學期制教學或短期培訓式教學;就教育類型而言, 三教統籌是基本, 對接區域發展規劃形成新的教育發展類型。多樣化的鄉村教育對象呈現多樣化的教育教學需求, 教育目標不同、教育內容不同、教育渠道不同、教育類型也不同。多樣化的鄉村教育發展路徑既是服務于當前, 更是為未來做準備。在化解鄉村教師現實及未來人才資源需求困境上, 應采取短期、中期、長期多種策略組合形式。就短期策略而言, 積極探索師范校、師范生對口幫扶機制以快速改善人才缺口;就中期策略而言, 以特崗教師、交流 (輪崗) 教師為帶動, 積極開展校本教學團隊建設, 以改善供給提高質量;就長期策略而言, 實施本土化定向培養, 建立激發本土化人才投身教育的整體文化, 才能徹底改善鄉村教師的供給側。同時, 三種策略并不是孤立的, 可以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多管齊下同步著手。
 

(四) 構建產業經濟與教育發展的共生機制, 破解鄉村教育的效益難題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提出:“人力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既是一種消費過程, 也是一種投資過程, 在這種投資過程中獲得的經濟效益遠遠高于其一般物質投資獲得的經濟效益。”[14]在經濟發展不充分的條件下, 教育永遠不是每個人必需的消費品, 但隨著鄉村經濟的發展及村民收入的增加, 其增加教育投資的存量成為可能。無疑, 教育投資的首要問題是經濟問題[15]。鄉村經濟與鄉村教育的互為動力關系符合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視角。鄉村教育匹配于鄉村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要, 為鄉村經濟發展提供人才供給, 鄉村經濟的發展又為鄉村教育事業發展提供經濟保障。鄉村經濟產業需要充分認識自身經濟特色, 農業產業型、工業配套型、鄉村旅游型 (自然風光、人文風光) 、傳統手工藝型、特殊資源型等, 不同的鄉村產業經濟需要與區域內的鄉村教育事業形成有效的人才供需關系, 鄉村教育事業才能效益鮮明的持續發展。例如, 由淘寶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國淘寶村。截至2015年12月底, 全國“淘寶村”共有780個。按照每村100家淘寶店的估計, 再根據農村網商的家庭經營特點, 按每個網店約4個從業者計算, 預計淘寶村整體帶來直接就業達31.2萬人以上。與這樣的鄉村產業經濟共生的鄉村教育, 淘寶學校或許可以成為一種效益鮮明的回應。
 

(五) 構建鄉村文化發展體系, 重塑鄉村教育的文化自信

重塑鄉村教育的文化自信, 必須從鄉村文化體系建設入手。首先, 探索鄉村教師的本土化培養體系。以地方師范院校為陣地, 實施本土化定向培養, 從培養環境的空間布局上將地方師范院校選址布局親近于鄉村, 創設接近鄉村文化的自然條件, 創造鄉村教育實踐的便捷條件, 從招生到就業形成一體化的本土化培養鏈;從培養內容設置上包含鄉志、鄉紳傳、族譜集等鄉村歷史知識, 包含當地農業產業模式、特色農產品、農業人才需求類型等鄉村經濟知識, 包含傳統手工藝制品、鄉村音樂、鄉民文娛活動等鄉村文化知識;在培養過程中注重對學生的多樣化價值觀引導, 以激發振興鄉村教育的主人翁意識。其次, 深度挖掘鄉村教師的經濟需求、發展需求、社會尊重需求, 創設“尊師重教”的鄉村文化。一方面, 保障教師收入持續增長, 讓鄉村教師成為一個有價值的身份符號。不僅將鄉村教師的直接收入提高到高于周邊地域平均工資水平, 給鄉村教師一個體面的收入起點, 而且設立多種培訓專項基金, 專業發展基金, 鄉村教育研究基金, 作為鄉村教師持續增值的經費保障。另一方面, 引入評價機制, 及時反饋, 引導建構積極的自我評價及社會評價。讓鄉村教育工作回饋給鄉村教師的自我效能感不斷增加, 社會認可度不斷提升。同時, 通過輿論大力宣傳鄉村教師的重要社會作用, 引導全社會對鄉村教師身份形成正向的價值反饋模式, 以激活鄉村教師的歷史使命感。第三, 支持鄉村學校挖掘鄉土文化、構建鄉土教材。借用本土民間手藝人的鄉村文化元素, 定期開展傳統鄉土文化講座, 擴寬學生知識面的同時接受鄉土文化熏陶。積極嘗試建設校本教材, 激活鄉土元素, 以豐富不同的課程內容來源。第四, 實施“鄉村引智”工程, 在宏觀上支持研究者關注鄉村教育, 以高校豐富的智庫資源為支撐, 幫助鄉村教育挖掘有價值的鄉土元素, 支持鄉村教育的文化自信建設。(作者：陳時見 胡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