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興則國家興, 鄉村衰則國家衰。鄉村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新時代進入了治理有效的新階段。長期以來, 農村婦女在鄉村治理中參與程度較低, 為此, 運城雷家坡村以德孝文化建設為載體, 吸引農村婦女廣泛參與鄉村治理, 取得了顯著成效。德孝文化建設通過農村婦女個人、家庭與村莊的結合點, 以生活性和內生性的德孝文化建設為載體, 以婦聯會、婦女志愿服務隊及其他組織建立了德孝文化建設的長效機制, 發揮農村婦女對建設幸福家園的重要作用, 探索實現鄉村振興的有效路徑。
鄉村振興是黨的十九大對新時代“三農”工作的戰略安排, 農民是鄉村振興的直接受益者, 更是鄉村振興的主要參與者。在當前農村空心化的背景下, 農村留守婦女作為實質上的農民主體, 將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1]鄉村振興, 治理有效是基礎,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治理有效”的要求, 并把“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作為實施路徑。鄉村治理有效離不開農民群眾的廣泛參與, 農村婦女作為當下農村社會的重要主體, 其參與程度和效度,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鄉村治理的成效。因此, 如何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 最大限度地激發農村婦女的參與活力和創造能力, 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長期以來, 農村婦女因政策、文化、素質等方面的原因對鄉村治理的參與有限, 難以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作用。如何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 學術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各地也在實踐中進行了很多探索。總體來看, 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制度性制約。在這一方面, 學者們強調制約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制度性因素, 尤其是社會結構、文化等的消極影響, 主張通過完善法律、制度和機制, 破解農村婦女參與治理的深層次障礙。何陽主張通過完善保障農村婦女權益的法律機制、村集體資源分配機制和社會性別文化倡導機制, 促進 農村婦女積極參與鄉村治理。[2]董江愛等提出, 只有完善法律法規, 實施必要的干預機制, 才能確保村委會選舉中婦女參與比例的實現。[3] (P310) 劉筱紅分析了全國農村婦女參與村民自治的六大實驗模式, 認為創新制度、完善政策支持, 才能更好建構農村婦女的公共角色和地位。[4] (P40) 還有一些學者注意到制度安排變化對于促進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意義。田小泓以吉林省梨樹縣和河北省遷西縣村委會選舉為例, 認為在婦女群體內部政治參與權充分平等的基礎上, 農村婦女能夠從原來政治保護下的被動等待轉變為競爭體制下的主動參與。
(2) 組織化程度低。參與是有組織的行為, 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困境在于缺乏相應的載體和平臺。因此, 要依托婦聯等基層組織, 將農村婦女有效組織起來。李亞妮認為, 在吸納農村婦女精英進入婦聯組織的過程中, 將家庭資源和婦女能動性結合起來, 可以為不同類型的農村婦女參與村級治理提供不同的保障和機會。鄧秀華認為, 提高農村婦女的組織化程度, 大力發展農村社會組織, 可以為農村婦女發展提供可依托的發展載體。[7]吉志強主張在鄉村快速發展變化的情況下, 探索和創新工作方式和機制, 把農村婦女參與的社會組織化保障機制作為基層婦女組織的聯系紐帶和服務基層婦女的社會功能, 同時扶持和培育新型民間婦女組織。
(3) 能力素質低。在村民自治的實踐中, 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能力素質明顯不足, 學術界對農村婦女的能力素質問題較為關注。王海云認為, 提高農村婦女綜合素質和參政能力, 保證她們在鄉村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9]楊翠萍認為, 婦女競爭力不足、缺乏必要的參與意識以及力量薄弱, 是村委會 選舉中婦女參與低落的主要原因, 建議把提升能力素質作為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重要著力點。張鳳華等主張通過宣傳、培訓、實踐訓練提升農村婦女的組織化參與能力, 使婦女認識到參與鄉村治理的重要性, 提升婦女的綜合素質, 提高婦女參與的技能和策略, 學會在鄉村治理中表達自己的主張。呂芳認為重視留守婦女互助組織能力的培育, 培養內生于村莊的婦女組織, 可以使留守婦女以“合作生產”形式自我提供公共產品。
以上研究對鄉村振興背景下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具有很大啟發, 為該問題的研究提供基礎, 但也存在明顯的不足:首先, 已有研究多從制度主義、公共政策的視角切入, 強調制度、組織以及能力素質對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重要作用, 忽視了文化建設對婦女參與的積極意義。其次, 已有研究往往將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等同于參與村民自治, 甚至簡化為參與村委會選舉。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新時代, 鄉村治理進入了追求有效治理的新階段, 鄉村治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重大變化, 更加強調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村民的有效參與, 極大地拓展了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范圍和內容, 但相關研究卻很少。再次, 已有研究主要是宏觀分析, 缺少深入的個案研究, 尤其缺乏對基層最新的實踐及其內在機理的把握。本文通過雷家坡村德孝文化建設的典型案例, 深入分析激發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內在機理, 探討農村婦女參與的重要價值及局限, 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二、德孝文化建設: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創新實踐
“天下明德, 皆自虞舜始。”山西省運城市是舜帝故里, 德孝之源。雷家坡村是當地一個傳統農業型村莊, 全村1439人, 其中婦女821人。因村中男性勞力大都外出務工, 婦女成為留守農村照顧生產生活的主體力量。由于經濟結構單一, 黨組織軟弱渙散, 雷家坡村成了遠近聞名的亂村, “兩委”矛盾凸顯, 村莊事務無人管理, 村民上訪不斷。直到2006年, 原村主任意外身亡, 由村黨支書兼任了村主任, 身兼二職的村黨支部書記決心團結“兩委”班子成員改變村中亂象, 組織村“兩委”班子多次召開會議, 通過“兩委”成員的民主協商, 決定樹立“德孝立村、全面發展”理念, 重點進行德孝文化建設。德孝文化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也是提升農民精神風貌、推進鄉村治理的核心要素。正如習近平所說:“發揮婦女在弘揚中華民族家庭美德、樹立良好家風方面的獨特作用, 這關系到家庭和睦, 關系到社會和諧, 關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長。”[13]因此, 雷家坡村以婦女參與為突破, 以德孝文化為載體, 通過村風培育、民風改善和家風建設, 促進婦女積極參與鄉村治理, 化解村莊矛盾和糾紛, 在實現婦女自身價值的同時, 健全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實現了村莊由“亂”到“治”的轉變。
(一) 婦聯會:以村風培育促自治
村民自治作為一種以農民為主體的治理方式, 總是與農村的發展狀況相聯系。[14]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 農村人口大量外流造成了農村社會呈現老齡化和泛女性化, 進而引發了農村社會秩序失控問題, 村民自治面臨嚴峻挑戰。村級婦聯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組織, 是黨和政府聯系婦女群眾的橋梁和紐帶, 通過代表婦女參與鄉村社會事務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發揮婦女的性別優勢, 能夠有效解決村莊空心化帶來的治理難題。以提升婦女乃至全體村民的組織化、制度化和服務化程度培育文明村風, 促進村民自治的日益深化。
1. 提升鄉村婦女的組織化程度。
2016年, 中共山西省委組織部和山西省婦女聯合會發布文件《關于加強黨建帶婦建創建“六有”基層婦聯組織的實施意見》, 提出基層婦聯組織建設的目標是:一是有立體化、多層面的基層組織網絡;二是有專職精干、兼職熱心、志愿者活躍的骨干隊伍;三是有功能齊全、充滿活力的工作陣地;四是有務實管用、健全完善的工作制度;五是有婦女群眾喜聞樂見、特色鮮明的服務載體;六是有確保工作和活動順利開展的專項經費。按照山西省委組織部和省婦聯的這一要求, 雷家坡村選舉產生了第一屆婦聯會, 其中主席1人、副主席3人、執委15人。雷家坡村婦聯會緊緊圍繞本村中心工作, 積極配合村“兩委”班子, 切實發揮橋梁紐帶作用, 通過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婦女活動, 培養了一批專職精干、兼職熱心、志愿者活躍的婦女骨干隊伍, 根據婦女各自的特長引導她們成立了多個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農村社會組織, 同時協助各個組織形成規范的運行機制和制度章程, 提高了婦女的組織化程度。
2. 發揮村規民約的規范功能。
村規民約是依據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 結合本地實際, 全體村民討論制定的行為規范和規章制度。村中在村規民約的修訂環節中, 婦聯會便在移風易俗方面提出倡議書, 配合村“兩委”進行移風易俗, 并提出了如何“簡辦紅白事”、舉辦12歲集體生日禮、抵制高價彩禮等具體倡議。在這一制度的落實中, 婦聯會則與民調、治保、共青團、老年協會、紅白理事會、計生協會等群眾性組織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將村規民約中的逐條逐項落實為鄉村治理的常態機制以規范村民行為, 與村“兩委”共同助力鄉村治理。如雷家坡村婦聯會成員分布在村中的各個村民小組,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身邊家庭中的婦女有悖于村規民約中規定的恪守家風家訓、反對家庭暴力和移風易俗等行為時將第一時間進行溝通教育, 遇到情節復雜的再以婦聯會的名義進行疏導規正, 發揮婦女在扭轉陳俗陋習、倡導文明新風中的正向引導作用, 從每個家庭到每個村民小組再到整個村莊踐行文明風尚, 營造良好社會風氣。
3. 優化鄉村便民服務體系。
婦聯會在引導婦女組織規范運行中, 根據婦女的性別優勢, 注重發揮婦女在便民服務方面的能力。首先, 婦聯會的執委在本村民小組的建檔立卡貧困家庭實施定點幫扶, 幫忙整理家務和解決生活中的困難。包括定點聯系家庭中的老人檢查身體、購物和洗澡, 負擔小孩子的學習用品等。其次, 婦聯會組織村中婦女積極加入村中的黨員服務隊和農機服務隊, 發揮婦女的特長和優勢, 為村民提供整理衛生、收拾庭舍、幫忙播種收割等服務。再次, 針對村中留守婦女打工難的問題, 婦聯會成員建立了打工互助群, 如鄰近村莊有摘果子、掐花等零工機會便組織村中賦閑的婦女前去打工, 有效解決了村中婦女農閑時的工作難題。
(二) 志愿隊:以民風改善建法治
“法者, 治之端也。”鄉村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 也是法治建設的重點。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中, 法治是保障。雷家坡村在培育文明村風的同時, 村中婦女自發形成了愛心志愿隊, 傳播孝道、宣傳法治, 借助德孝文化在提高群眾素質、化解社會矛盾和移風易俗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不僅提升了留守女性的社會地位和能力素質, 更有助于改善民風民心, 引導村民尊法學法守法用法, 提高法治意識, 助推平安鄉村和法治鄉村建設。
1. 以文藝活動開展普法宣傳。
志愿隊中有四個文藝活動小組, 每個小組都是由鄰近家庭中愛好文藝活動的婦女組成。每天晚上四個活動小組會組織各自成員在村中兩個文化廣場跳舞唱歌, 并在每年的重大節日尤其是春節和重陽節組織大型文藝演出, 宣傳黨和國家的法律法規, 歌頌身邊的好媳婦、好婆婆。同時, 充分利用德孝大講堂、宣傳欄、廣播等媒介, 倡導講文明樹新風活動的目的和要求, 定期宣傳文明創建標準、村規民約、健康衛生知識、科學知識、法律法規等內容。通過喜聞樂見的活動形式, 使村民們對法律知識和贍養義務內化于心, 營造了向上向善的良好氛圍, 從思想上杜絕了違法犯罪現象的發生。多年來, 村中沒有出現一起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 也沒有邪教組織和參與邪教活動的人員。
2. 以糾紛調解凈化治安環境。
志愿隊成員分布在村中各個村民小組, 通過日常生活中與組內各個家庭婦女之間的聯系, 對鄰里情況較為了解。村中發生家庭矛盾或鄰里糾紛時, 志愿隊的成員能盡快了解事由并一起商討對策出面調解, 充分發揮女性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長處, 及時將小矛盾糾紛一一化解。在調解制度上制定了工作臺賬, 將每次糾紛涉及到的組別、主要問題、責任人和調解結果進行登記。尤其是針對村中贍養老人的矛盾上, 志愿隊成員以村中孝道典型對比勸導, 使得近年來村中無一起對簿公堂的贍養糾紛, 更沒有任何刑事案件、打架斗毆事件和村民上訪告狀, 改善了村中的政治生態。
(三) 好媳婦:以家風建設興德治
“法安天下, 德潤人心。”鄉村社會中的法治和德治不可偏廢, 德治是自治和法治的基礎, 家風建設則是德治體系的關鍵內容。習近平提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 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 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 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一輩好媳婦, 三代好子孫。一個好媳婦能帶出一個好家風。通過好媳婦潛移默化的德孝傳播不僅能夠形成優良家風, 而且能夠帶動村中每個家庭孝老愛親, 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家庭里生根、在親情中升華。
1. 典型帶動示范。
每年三月雷家坡村舉辦的“夸媳婦”大會, 會在全村人面前選出村里的“媳婦花”。婆婆公公夸媳婦, 小姑小叔夸嫂子, 妯娌之間互相夸, 鄰里之間比著夸。公婆寫出推薦信, 不會寫字按手印, 爭先恐后只怕夸不上、夸不好。評出來的好媳婦, 村里為她佩戴大紅花, 敲鑼打鼓將牌匾和獎品送到她家。哪家有個好媳婦, 全家人臉上有光。好媳婦越夸越好, 差媳婦臉上受不了, 回頭也想當個好媳婦。全村大小媳婦, 爭相比孝順、比賢惠、比品行, 為成就一個個“最美家庭”埋下了德孝的種子。村中不斷涌現的好媳婦, 就會有更多的有品德有教養的好兒孫, 就會有更多和睦幸福的好家庭。通過榜樣力量不斷激發著廣大村民見賢思齊, 人人孝老愛親, 將道德教化深入人心。
2. 良善代際相傳。
代際相傳是德孝文化的最終歸屬, 也是家風建設的根本價值。2015年開始, 雷家坡村開始征集家風家訓、評選家風家訓、展示和懸掛家風家訓的活動, 家家戶戶都將母親在教化子孫德行和品質中代代相傳的箴言作為家訓。全村形成了家家有家風, 戶戶有家訓的良好氛圍。2015年冬天村民侯貞芳女兒出嫁, 她不在陪嫁上費心思, 而是將自己的家訓裝裱成畫, 陪到了女兒婆婆家, 在該村引起了極大反響, 好媳婦的代際傳遞是德孝傳承的最佳方式。在新婚夫婦的婚禮上, 則興起了宣德孝誓, 開啟創建文明家庭明德踐孝的新篇章, 金榜題名的學子和應征入伍的新兵臨行前要到村德孝文化苑里為老人們開展志愿服務, 學校放假或者從部隊探親回村, 還會到日間照料中心為老人服務。通過德孝禮傳播促進崇德向善和孝老愛親的好家風代際相傳。
3. 弘揚核心價值。
習近平指出:“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 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在于其認知上的精神體現, 更在于實踐中的內化于心。雷家坡村的“好媳婦”每周一次為老年日間照料中心的老年人梳頭洗腳、洗床單、打掃衛生、聊天, 使他們心情舒暢, 生活舒適。“好媳婦”隊伍的正向激勵作用帶動村中越來越多的婦女加入到敬老愛老、美化環境的志愿隊伍, 弘揚了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促進村中整體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居住在日間照料中心的曲典菊大娘看到雷家坡村的日新月異, 自編自演的快板在村中廣為流傳, 唱出了雷家坡婦女和全體村民德孝傳承的正能量。
三、總結與討論
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 是一個復雜的持久工程。長期以來, 各地進行了很多探索, 但是成效不大。雷家坡村立足現實問題, 結合自身實際, 以德孝文化建設為載體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 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效果。雷家坡村的實踐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和理論價值, 其內在邏輯和機理尤其值得探討。
1.找到個人、家庭與村莊三者的結合點, 才能找到農村婦女有效參與鄉村治理的切入點。長久以來, 盡管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制度安排不斷再完善, 農村婦女的參與權益得到了持續的保障, 基層婦女組織大量涌現, 農村婦女的文化水平和能力素質不斷提升, 但是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狀況始終處于低位, 參與的自發性不強, 離不開上級的要求和動員, 且以功利性、短期性的參與為主, 參與的效果亦不理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找到農村婦女有效參與鄉村治理的切入點, 無法調動農村婦女的參與熱情。而雷家坡的德孝文化建設實踐, 找到了婦女個人、家庭與村莊的結合點。家庭是村莊的原子, 形式多樣的德孝文化建設, 對婦女個人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對家庭和諧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廣大婦女愿意自發參與進來, 走出“小家”, 積極融入“大家”。也就是說, 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 關鍵是要找到有效的實現形式。德孝文化建設都是村民日常關注的內容, 得到了包括婦女在內的全體村民的認可和喜愛, 是一種成本較低、效率較高的實現形式。
2.具有內生性、生活性的德孝文化建設, 是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有效載體。德孝文化建設本身就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過德孝文化建設, 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不再是十分困難的事。“運用文化習俗進行‘以文治理’具有內生性、民間性和生活性。”[16]正是德孝文化建設的內生性和生活性, 使得廣大農村婦女能夠積極主動參與。在以往的實踐中, 為了促進農村婦女參與, 往往采取動員的方式。無論是基層自發的村民自治實踐, 還是政府、專家學者設計的婦女參政試驗, 普遍都是自上而下、從外部切入的。正因為不是內生的, 所以不能持續下去, 結果是“無疾而終”, 達不到預期效果。此外, 婦女參與鄉村治理是有條件的。以德孝文化為切入, 所有的婦女都可以參與進來, 婦女有參與感。對她們來說, 鄉村治理不再“高不可攀”, 也不再“事不關己”。同時, 通過德孝文化建設, 農村婦女能夠感受到參與的意義和成效, 愿意持續參與其中, 形成常態化的參與機制。也就是說, 以德孝文化建設為載體, 能夠持續、有效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 而這一點恰是其他促進婦女參與的措施所欠缺的。
3.通過婦女德孝文化建設, 在“三治”融合中促進了鄉村治理。鄉村治理需要做好鄉村組織建設。這些組織不局限于以村黨支部、村委會等為代表的正式組織, 更包括農村社會服務組織。這些社會服務組織, 源于鄉土社會, 具有很強的內生性, 有著十分廣泛的群眾基礎, 能夠有效激發參與, 彌補鄉村治理中廣大婦女的角色缺位。雷家坡以婦聯會、志愿隊等社會組織為抓手, 實現了德治、自治、法治“三治融合”。村“兩委”、婦聯會等多元治理主體, 通過德孝文化推進家風建設涵養最基本的社會細胞, 發揮家風的傳承引領作用;通過德孝文化增進村風培育優化基層自治單元, 發揮組織的激勵帶動作用。在德孝文化發揮治理功能的過程中, 組織起來的婦女是最為主要的內生力量。婦女以婦聯會為政治參與載體, 以志愿隊為村風培育、普法宣傳載體, 在村莊治理中弘揚德孝文化、參與村莊事務、服務全體村民。婦女組織撬動下的“三治融合”, 引導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同時, “三治”融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婦女參與鄉村治理。
4.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 必須注重路徑創新, 采取符合鄉村特點的方式。經過40年的改革實踐, 鄉村治理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變遷。尤其在鄉村振興的新時代, 鄉村治理變得日益復雜, 鄉村治理現代化的任務空前艱巨, 迫切需要包括農村婦女在內的廣大農民充分發揮治理主體作用。而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的傳統方式, 越來越難以滿足基層社會的治理需要, 必須創新形式、培育載體。而路徑創新的基本點是要符合鄉村的特點和需要, 必須充滿內生活力、充滿生活氣息, 即具有“可接受性”[17]。雷家坡村找到德孝文化建設這一載體, 由于符合村莊特點、契合婦女特點和需要, 取得了顯著成效。另一方面, 注重發揮傳統治理資源的作用。“要采取符合農村特點的鄉村治理方式, 既要注重運用現代治理理念和方式, 更要注重發揮農村傳統治理資源的作用。”[18]傳統治理資源構成了當下鄉村治理的底色和基礎, 鄉村治理現代化必須充分借助傳統治理資源。雷家坡村有著深厚的德孝文化傳統, 在面對治理困境時, 村莊巧妙地激活德孝文化傳統, 賦予其新形式、新內涵, 使之成為可貴的治理資源。
當然, 以德孝文化建設促進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并非完美無缺, 也存在明顯的不足, 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改進, 有很多地方需要進一步探索。
首先, 傳統文化的治理績效如何擴展。德孝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 以其精神內涵改善群眾的價值觀念, 從每個家庭的和諧進而推進整個村莊的和諧, 以每個村莊治理的現代化實現基層社會的治理現代化。因此, 每個村莊應當挖掘自身的文化價值, 重視文化在鄉村治理中潛移默化的引導作用。當然, 每個村莊要結合自身實際, 從本地的歷史和現實出發, 挖掘符合自身特點的文化資源。同時, 傳統文化有其局限性, 需要根據當下情況進行創造性轉化。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19]通過與時俱進的轉化、發展, 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可資利用的治理資源, 更好地發揮農村婦女促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主體作用。
其次, 村莊內生的治理主體如何挖掘。以農村婦女為主體力量弘揚德孝文化是將鄉村治理內生主體的潛在優勢和治理功能激發出來, 并通過規范其行為模式和組織運行機制, 使農村婦女在鄉村治理中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實現了自身價值和村莊發展的雙重提升。長期以來, 由于內生治理主體培育不夠, 內生治理動力挖掘不足, 鄉村治理由于缺乏內生主體的參與而陷入困境。因此, 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不能局限于男性群體。在大量男性外出的情況下, 應當對老人和婦女在調解糾紛、凈化環境和豐富生活等方面的治理效用予以開發, 通過多元主體的參與實現鄉村治理的全面發展。
最后, 鄉村中組織間關系如何協同。村中的組織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鄉村治理的成效。組織化程度的高低不僅包括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的數量和質量, 其相互間的協作配合對鄉村治理更為重要。就農村婦女而言, 除了要發揮婦聯等正式組織的作用外, 還要積極培育內生的、生活性的基層社會性組織, 并且進行有效引導和規范。雷家坡村的婦女組織仍需要在組織的規范化等方面進一步完善, 以更好地帶動農村婦女有效參與鄉村治理。因此, 基層黨組織和自治組織應當在鄉村治理中發揮好引導作用, 各類社會性組織積極配合、合理分工, 更好地為村民提供服務, 增強村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進一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者：張嘉凌 董江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