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關系
2003年后，中國央企生產力變革變得很緩慢，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幾大行業，虧損面已經達到80%，產業的利潤下降幅度最大，產能過剩很嚴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幾大行業的生產價格指數(PPI)已連續40多個月呈負增長狀態，這幾大行業對整個工業PPI下降的貢獻占了70%—80%。
中國供需關系正面臨著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失衡。“供需錯位”已成為阻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一方面，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體系與需求側嚴重不配套，總體上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此外，中國的供給側低效率，無法供給出合意的需求。因此，強調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從生產、供給端入手，調整供給結構，為真正啟動內需，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尋求路徑。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中國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針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宏觀調控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這些政策確實起到了保增長或穩增長的效果。
結構性問題
中國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去有針對性地解決。
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低附加值產業、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產業、綠色低碳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的比重偏低。為此，需要加快推進科技體制改革，促進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需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為綠色低碳產業發展提供動力;需要通過金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產能和“三高”行業等。
區域結構
區域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人口的區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尤其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偏低，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此，需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進農民的市民化進程，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區域結構的另一個問題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權”政策，有些地方發展嚴重滯后。為此，需要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財稅制度改革、區劃體制改革等，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市場，解決不同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使人口和各種生產要素在不同地區自由流動、優化配置。
投入結構
中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勞動力、土地、資源等一般性生產要素投入，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導致中低端產業偏多、資源能源消耗過多等問題。為此，必須要加快科技體制、教育人才體制等改革，優化要素投入結構，更多地實現創新驅動。
排放結構
中國排放結構中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這種不合理的排放結構導致了資源環境的壓力比較大。為此，必須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制度改革，特別是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自然資源用途管制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補償制度，以及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動力結構
中國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三駕馬車”來拉動，特別是過度依賴投資來拉動。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是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對應著改革、轉型、創新)“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我們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轉型、創新，來提升全要素增長率，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分配結構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居民貧富差距都比較大，財富過多地集中在少數地區、少數行業和少數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和財稅制度改革等，促進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縮小貧富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