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處于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時期。而對當今中國的城鎮化狀況，我們很贊成這樣一個觀點：中國現在乃至今后若干年都將存在嚴重的“城鎮短缺”,這種短缺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短缺,更是社會結構的短缺。因而，討論城鎮化的社會影響關系到制定、實行什么樣的城鎮化戰略以及如何推進現代化等重大現實問題。

　　

　　土地改革紅利與二元結構

　　

　　回看新中國60多年建設和城鎮規劃發展經驗，中國是世界上人口過億的大國中實現工業化最為成功的國家。

　　

　　中國作為資源有限、農民高度分散的人口大國，又是在資本極度稀缺條件下進行工業化建設，遂把農村作為提取工業積累的主要來源地，歷史性地讓農村發揮了重要“蓄水池”和“穩定器”功能。盡管為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代價略顯沉重，但在總體上維持了整體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不中斷，這也是中國歷經多次經濟困境而幸免陷入“發展陷阱”的內因之一。

　　

　　作為中國的勞動力“蓄水池”，鄉土社會調節著城市產業資本大起大落帶來的社會沖擊。這主要源于“土地改革紅利”——農民通過土地改革獲得土地財產作為基本生存保障，農村土地也因此具有“無風險資產”屬性。由此鞏固了鄉土社會長期存在的“村社理性”和“家庭理性”。因這兩個理性具有降低交易費用、內部化處理外部性風險的機制，而使得農村既可以在高增長時期向城市輸送廉價勞動力，又能在危機階段吸納勞動力回流。

　　

　　緩解生產過剩的投資拉動

　　

　　21世紀初至政府加強“三農”投入以來，農村在“勞動力池”之外增加了“第二資產池”的作用。要理解這個觀點，就需要正確認識當前中國的“比較制度優勢”——中國政府綜合債務率低，得以利用超大型大陸國家的幅員遼闊來開拓國內調整的戰略空間。主要是啟動國債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擴容實質資產，由此不僅有效緩解外需下滑困境，而且帶動內需增加。

　　

　　20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循環經濟發展面臨生產過剩的壓力，但又無法像西方國家那樣對外擴張，只能通過國債投資于內陸縱深來化解產業資本過剩壓力。為此，中央政府及時啟動大規模國債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先后提出“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新農村建設”、“災后重建”等國家戰略，直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提出的“救市投資”。在近10年的時間里，平均兩年出臺一個國家戰略，累計投資十余萬億元人民幣。

　　

　　這種政府直接干預、使用國債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相對有效地化解了產業過剩危機；但總體上仍屬于“用長期過剩掩蓋短期過剩”的政策。

　　

　　化解資本全球化內生危機

　　

　　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以來，金融全球化的主導國家一手發行債券、一手使用貨幣“量化寬松”政策救市，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轉嫁金融制度成本。如何化解這一困境？

　　

　　我們認為，產業資本過剩的中國不同于金融資本過剩的西方，在于中國必須利用“比較制度優勢”，改變對外依存度過高局面：通過政府的統籌協調投資于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形成巨大的實質資產，從而使中國金融資產占實體資產比重下降，政府就有條件同步增加國內金融化的空間；在構建這種良性循環的同時，金融資產中壞賬占比也就隨之下降，自然也就能緩解因城市地產擴張而導致的銀行風險。

　　

　　例如，從2006年到2011年，總計達4.3萬億元的政府“三農”直接投資，不僅消納了過剩的產業資本，在全球危機成本轉嫁的打擊下，部分吸納2500萬失業農民工回鄉就業，還把因市場失靈造成的農村資金要素凈流出改造為凈流入，增加農村地區消費，穩定了農村這個最大的“勞動力池”，使中國成為此段時期世界重要的經濟發動機。

　　

　　據此看，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戰略，雖然應該大中小并舉，但政府投資應該主要用于縣域經濟發展所依托的中心城鎮建設。縣域經濟與城鎮化戰略相結合，就是要繼續用政府“看得見的手”把國家基本建設投資更多用來加強約1萬個縣域中心城鎮建設，同時賦予優惠政策促進中小企業向“進入門檻”低于城市的縣內城鎮集中，由此拉動非農就業和縣域經濟發展，以擴大內需的綜合性舉措來推動城鄉一體化和內涵具有多樣性的生態文明建設。

　　

　　應對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挑戰

　　

　　當前，中國的社會結構正經歷著極為深刻而重大的變化。2011年，中國按照新統計口徑達到的城市化率為51.27%，7億城鎮人口中約3/4集中在大中城市，是全球占比最高的國家之一。但這包含我國農民工達2.53億人，占非農就業總量的50.7%。

　　

　　應該注意，這種讓農民“工人化”的結果將是加快形成世界最大規模的“工人階級”。可能的后果有三方面：第一，“空間平移、集中貧困”，產生類似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問題。第二，打工者在城市的生活成本陡然顯化，其“城市低水平工資+農村土地無風險資產”的基本平衡被打破，農村因“村社理性”和“家庭理性”而成為“勞動力池”的作用隨之喪失，而我國城市從來就不具備獨立承受危機爆發的風險和代價的條件。第三，經典意義的無產階級及其自覺意識加速形成，進一步使企業用工成本顯化和勞資對立顯化。事實上，中國的新工人階級因為受教育水平高、集中勞動和集中居住，已經逐漸進入了自我政治化進程。

　　

　　國家應加大推進城鎮化戰略，增加農民工更多進入距離“三農”半徑最短的城鎮得到非農就業機會，這比進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機會成本要低，“退出成本”也低。同理，中小企業在縣內城鎮的“進入成本”也比大城市低得多，但帶動就業的能力卻六倍于大企業。兩相結合，可以使農民工就近獲得非農就業機會，致使現金收入增加，其高于城市的消費率對內需增長有更大貢獻。例如，上世紀80年代中國實現城鄉差距縮小和內需拉動型“黃金增長”，就是依托鄉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同步推進。

　　

　　“中產階層”在城市化中崛起的需求

　　

　　中國城鎮化戰略的提出，內含一系列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反思和政策調整，意在區別于超前發展大城市的戰略導向。而這一戰略的提出和實踐對于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將具有重大意義。

　　　

　　當代中國農村的城鎮化進程是在政府政策的控制、推動、引導之下展開的。

　　

　　在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這一特殊的歷史階段，政府采取了控制城鎮化的政策，使城鎮化服從于城市工業化，從而導致了長期以來中國農村城鎮化進程的滯后。

　　

　　改革開放后，政府通過放松管制，如放寬建鎮標準、就業限制和落戶限制等，推動了中國農村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但粗放的城鎮化方式使中國的小城鎮建設更多地表現為數量和規模的擴張，其后繼發展能力和對農村的帶動效應也大打折扣。為此，從90年代中期開始，政府制定了相關的引導小城鎮健康發展的政策，讓農村城鎮化扮演更重要的有積極意義的戰略角色，使新時期的農村城鎮化在市場機制的引導下走集約發展之路。

　　

　　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

　　

　　城鎮化能促進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主要是城鎮具有優于農村的各種發展條件和機會。突出的表現是：

　　

　　（1）城鎮往往是一定地域的文化中心，聚集了各類人才，這是城鎮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發展的首要條件。

　　

　　（2）城鎮的各種設施齊全、配套，利于開展各種活動。

　　

　　（3）城鎮人口集中化程度高，有利于舉行各種活動，并會形成某種“競爭”環境，促進人口素質的提高。這些優越條件是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發展的基本“儲備”，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發展將會是極其緩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