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結構性改革是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的一個重要舉措， 標志著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在 “十三五” 時期的重大變化，其戰略性、理論性、政策性和操作性都很強。中共山西省委十屆七次會議在分析“十三五” 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形勢的基礎上，也提出緊緊圍繞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目標，努力破解制約發展的重點難點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是以創新供給帶動需求擴展，以擴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給升級，實現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互為支撐、互促共進。

 

        什么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央 “十三五”《建議》 中提出： “把握發展新特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不久前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供給和需求均屬經濟學范疇。傳統意義上的投資、消費、出口這 “三駕馬車”，主要從需求拉動角度來看問題，強調要素投入，短期效應比較明顯。“供給側”則是從供給角度出發，通過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這“三大發動機”，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加有效供給，因此更具中長期視野。結構性改革是針對結構性問題而實行的改革，往往指的是某種重大關鍵性的改革。衡量經濟發展有兩把標尺，一個是結構，一個是總量。前者代表的是經濟質量和效率，后者反映的是經濟數量和規模。當前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含義，是 “需求側” 和 “供給側” 的重大平衡調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相對于 “需求側” 而言的。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是對立統一、 相互聯系的。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供需調控應該各有側重、 交替使用。目前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的是堅持 “三大馬車” 與 “三大發動機” 雙輪驅動、 共同發力，保持供給與需求的對稱平衡，實現經濟良性可持續發展。

 

        為什么要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近年來，山西省經濟結構性矛盾凸顯，不僅影響短期經濟增長，而且掣肘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經濟增速發展， 釋放積極效能，在產業升級中謀合作、在加強聯合中促開放、在接受輻射中求發展，全力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全面深化與周邊區域合作，落實國家促進中部崛起戰略，強化與中部省份協同發展。要加快推進蒙晉冀（烏大張）長城金三角建設，力爭進入國家區域合作戰略體系。要加快晉陜豫黃河 “金三角” 區域協調發展，建立 “三省四市” 省級協調機制，合力打造全國省際交界地區協作發展試驗區。
 

        同志們，討論、 修改、 通過 “十三五” 規劃建議，是這次全會的主要任務。做好這項工作至關重要，不僅對指導山西省 “十三五” 規劃綱要編制、 引領全省 “十三五” 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且還有利于堅定發展信心，煥發奮斗激情，通過扎實努力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美好愿景變成現實。大家要準確把握和深刻領會建議稿提出的目標、 任務、 舉措，認真斟酌，深入討論，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使建議稿更加完善。

 

        放緩， 表現是需求不足，本質是供給結構不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簡而言之，我們能供給的低需求，市場有需求的我們無供給。尤其是隨著我省勞動人口相對較少、 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 資源供需形勢發生變化、 生態環境硬約束不斷強化，能源原材料供給增加，以往那種 “投資拉動型” 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單純依靠生產要素大規模、 高強度投入實現經濟增長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而過去多年來形成的能源原材料的巨大產能正在不斷釋放，在國內外市場需求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當前面臨嚴重的過剩局面。我們的主導傳統行業，產能過剩更為嚴重，利潤水平大幅回落，甚至出現全行業虧損。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仍然一味地繼續擴大投資和產出規模，雖然短期內對經濟增長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隨著投資的邊際效用逐步遞減，其結果，不僅會使產能過剩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會明顯減弱，進而還會錯失結構調整的機會。因此，在 “十三五” 乃至更長時期，必須加大供給側的結構調整力度，加快化解過剩產能和資產重組，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激發市場主體的內生活力和動力。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警醒，在結構性調整的大前提下，等待市場周期性好轉是不現實的，如果我們不主動調整就會被動地調整，而那樣付出的成本會更大。
 

        結構性改革簡而言之就是兩大任務：一是將資源要素從產能過剩的、增長空間有限的產業中釋放出來；二是為提供中高端消費服務的 “朝陽產業” 輸送更多的勞動力、 資金、 金融和技術。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創造新供給，對于實現供給與需求 “無縫” 對接、 釋放新需求，重要且迫切。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路徑是：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 基礎制度扎實、 市場監管有效、 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

 

        以結構性改革破解我省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

        我們要按照國家的改革行動部署，打好化解過剩產能、 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 化解房地產庫存、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四個殲滅戰。特別是要努力化解我省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困境，化解老工業基地的深層次矛盾，努力優化新興產業發展和新舊增長動力接續轉換的土壤和環境問題。具體地說，要突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縱深推進政府簡政放權改革。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政府。事實上，我省在簡政放權、 放管結合、 優化服務方面還有相當大的空間。加快出臺政府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規范、 減少政府干預企業的自由裁量權。通過結構性減稅、 多元資本市場等途徑辦法，在減少企業稅費負擔、 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等方面取得看得見的進展，讓企業輕裝上陣，使企業有信心有余力去生產、 去創新。大幅減少行政審批事項，不斷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促進新產業新業態和創新創業活動風起云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能力。簡政與精兵簡政、 機構 “瘦身” 相結合，創新政府監管方式，探索互聯網下和 “互聯網 +” 政府監管方式。建立跨部門、 跨行業的綜合監管體系，把相關部門的監管事項統一到一個平臺上來。

        促進資源要素投入結構更加合理。山西的最大實際是結構畸重，新老動力并存。省委提出做好 “煤與非煤” 兩篇文章，實現科技創新、 金融振興和民營經濟發展 “三大突破” ，最為關鍵的就是提高煤炭等傳統產業的核心競爭力。老的動力如煤、 焦、 冶、 電和重化工、 建材等產業，體量較大。盡管國家高速擴張期已經過去，但在相當長時期內對經濟增長仍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短期內我們也難以找到體量相當、帶動力相近的新興產業板塊來替代。今后要通過技術改造和產業重組，讓舊動力煥發青春。要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優化國有資本布局結構，進一步在資源配置、國企、財稅、金融、價格、市場準入等改革領域加快突破，以制度的創新釋放出巨大紅利，擴大供給升級的倍增效應，讓山西企業有好的發展環境。在當前企業資金嚴重緊缺之際，尤其應該注意解決好礦產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問題，順應市場并購意愿：一是推動市場化的兼并重組，以大并大，以大吞小;二是降低并購重組的制度交易成本和時間成本,簡化相關法律流程與環節;三是發揮金融體系尤其是資本市場的融資、 定價和監管職能;四是實施過渡期保護，為并購重組贏得時間；五是讓大而不倒的 “僵尸企業” 倒下去，同時建立配套的社會安全網絡和退出機制，妥善處理人和債的問題，防止次生社會危機發生。

        推進經濟增長動力平穩轉換。目前大家普遍焦慮山西省增速的下滑，其實更應該注意工業企業盈利水平的長期持續下降問題。長此以往，不僅企業經營困難加大，而且金融、 財政、 民生等方面的風險也會進一步加大。我們必須兼顧穩增長和調結構的雙重目標，穩增長最重要的仍是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但投資必須是有效益、 有效率的。當行業需求空間不斷變小，我們的企業又沒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力時，投資的關鍵作用很難發揮，投下去就會變成庫存，成為資產沉淀。要學習更多地依靠改革、 轉型、 創新，來提升山西全要素增長率，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增長動力。在當前尤其是要強化服務業的意識和精神，用第三產業的思維來考慮我們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出路問題。推動電商與貿易流通、工業生產、金融服務、農村消費等相互嵌入，大力發展網絡購物、網絡化制造、個性化定制、跨境電商等新業態，引導企業把實體店與電商有機結合起來，使實體經濟與互聯網產生疊加效應。比如傳統的人力組織的煤炭運輸將逐步轉化為以互聯網平臺為核心的模式，形成新的煤炭運輸和供需互聯網平臺，就可以大幅降低運輸成本。

        產業向中高端水平邁進。過去我們發展產業習慣于 “鋪攤子” ，主要是擴大產能和規模。隨著市場需求變化和產能過剩壓力增大，產業發展需要從 “鋪攤子”為主轉向 “上臺階” 為主，核心是提升產業價值鏈、 產品附加值。這個過程也就是新業態、 新產業、 新企業誕生、 轉型的過程。我們要切實加快發展接續替代產業，促進高技術含量、 高附加值產業不斷形成。要積極培育信息、 旅游、 教育、 健康、 養老、 綠色、 文化等消費熱點，在城鎮化、 精準扶貧、 老區社會事業發展、 城市建設管理等方面加大投入，使新的消費增長點成為發展“服務型經濟” 的突破口，為經濟提質增效升級提供更持久、 更強勁的動力。任何產業都要以市場和人口為依托，所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是基礎條件。我省要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并與城鎮居民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繼續推進戶籍制度、 土地制度等改革，全面實行身份證制度，改革征地制度，健全農村土地確權、 登記、 頒證制度，建立農村土地交易市場，嚴格農村土地用途管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更多采取 “補人頭” 方式，有效消化現有的存量房地產。

        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在全球環境治理加強和京津冀、 環渤海地區協同發展的大背景下，國家對高耗能、高污染等傳統產業必然要采取限制性措施，短期內必然對我省主導產業產生影響。但是從長遠來看也可以幫助我們化解產能過剩，促進主導行業健康發展。我們要形成政府、 企業、 公眾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不斷推進煤焦資源資產產權制度、 煤炭有償使用制度、 生態補償制度，以及用能權、 用水權、 排污權、 碳排放權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收入分配格局體現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統一。我省城鄉居民收入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城鄉、 區域、 行業之間收入差距較大。推動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既關系效率也關系公平。為此，我省應該以財稅制度改革，按照權屬從資源權益、 生態環境補償、 區域轉型發展補償、 一般性企業稅費等方面加快資源使用和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理順煤炭資源開發利用體制機制，創新煤炭等礦產資源開發補償、 獲利回饋收益分配體制，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 生態環境產權制度、衰退產業退出援助機制，健全替代產業發展推進機制，完善資源環境稅收制度、 礦山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責任機制和補償機制。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國家對推進結構性改革已經進行了重點部署，山西省各級務必把思想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緊密結合山西實際，把握正確方向，腳踏實地推進，推動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不斷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推動山西省經濟社會實現更高質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