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深圳經濟增速8.4%，遠高于全國水平，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深圳速度”依然不改。即使在經濟新常態之下，深圳也不乏增長動力，這得益于其早早開始的轉型與創新。這座改革開放的窗口城市發展至今，依然保持著不俗的競爭力，“深圳模式”不同發展階段都能保持活力，原因何在？21世紀經濟報道將從創新、產業、人才等角度推出系列報道，剖析深圳的發展道路與模式。

　　導讀

　　如果說深圳的快速發展曾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在此之后的高科技轉型或許更有一種值得總結的“深圳模式”。“深圳模式”中政府的功能在于，有效降低企業研究開發的直接成本和綜合社會成本，由資本配置資源而非政府。因此，即使深圳并非全國的技術中心，也沒有發展科技工業的經驗，仍在產業化方面成為優勝者，建立起了全國乃至全球領 先的科技產業化優勢。

　　5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其中權威人士提到，長三角、珠三角等主動適應新常態、注重需求分析、追求創新和質量效益的地區，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加強。

　　如果要在全國尋找新經濟結構轉型的代表，深圳將因顯著的高科技成績位列其中。2015年，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達5847.91億元，增長13.0%，占GDP比重33.4%；帶動高新技術企業實現稅收632億元，增長33.9%。

　　此外，2015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達到4.05%，PCT國際專利申請1.33萬件，占全國的46.9%；獲國家科學技術獎14項，中國專利金獎獲獎數占全國1/5。

　　事實上，轉型與創新始終貫穿于深圳30多年的發展歷程。1980年建市之初，整個城市僅有兩名工程師。正是在這個基礎薄弱，幾乎沒有本土知名高校、科研機構的土地上，卻孕育出了全國領 先的高新技術產業，孵化出了華為、中興、騰 訊、大疆等明星企業。在這一輪“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浪潮中，深圳越發顯得突出。

　　過去的30多年發生了什么，讓這個沒有科技基礎的城市，在幾乎所有的細分科技領域都建立起了優勢？

　　旅港經濟學者林嶺東認為，深圳的繁榮興盛，在1986年之前是由于貿易，1986-1997年是由于快速的工業化，1998-2008是由于高科技產業的興起與高速增長，2008年迄今則是由于金融自由化與移動互聯網創業潮。

　　如果說深圳的快速發展曾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在此之后的高科技轉型或許更有一種值得總結的“深圳模式”。

　　主動放棄工貿紅利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深圳的經貿活動極為活躍，直至90年代中期，“貿易立市”味道一直十分強勁，貿易和初級加工業可視作當時的兩大支柱產業。

　　在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深圳就開始制訂系列發展科技產業的戰略和計劃。1987年，深圳頒布了《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其中關鍵的一條是承認知識產權的價值，允許科技人員用專利等知識產權入股。日后，華為總裁任正非也承認，這一“紅頭文件”確實對華為的最初創業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除了先行先試，深圳更是拿出魄力，主動放棄坐享的加工貿易紅利。1993年底，在時任市委書記厲有為主導下，深圳出臺決議，停止登記注冊新的“三來一補”企業。特區內已辦的“三來一補”加工業，屬于污染環境的，堅決遷走。

　　深圳科技部門的一位退休官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回憶，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三來一補”企業是各村集體的主要收入來源，如此一來，直接觸動了各村的利益，并引致了村鎮區三級的反對。

　　厲有為后來解釋，改革開放初期，深圳吸引的大多數是夕陽工業，這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也是發展初期必然經歷的階段。但隨著深圳發展的逐漸積累，以及全球科技浪潮的興起，要順應世界經濟環境變化的趨勢，產業結構的調整是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上述政策做出了部分妥協，僅在特區內實行。分析人士大多認為，自此，深圳正式啟動了向高新技術產業為主體的升級進程。

　　1995年7月，深圳召開全市科技大會，提出貫徹全國科技大會精神，實施“科技興市”戰略，把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作為今后的中心工作，明確了信息產業、新材料、生物技術為今后發展的三大支柱產業。

　　三個月后，深圳市委市政府發布《關于推動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明確“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的戰略思想。

　　正是得益于這提前于其他城市將近10年的前瞻布局，深圳逐漸建立起了高科技產業基礎。

　　政不擾企，企不媚政

　　深圳社科院副院長陳少兵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科技發展的頂層設計上，政府官員的戰略眼光功不可沒。

　　除了前述轉型時機的把握以及制訂各項政策外，陳少兵認為，政府真正做到了全心做好各項服務。

　　一個例子是，1996年，厲有為頂住壓力，協調工商銀行深圳分行給華為解決了3000萬元的貸款。在此之前，身為民營企業的華為一直得不到以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的資金支持。

　　原深圳市副市長唐杰曾撰文指出，“深圳模式”中政府的功能在于有效降低企業研究開發的直接成本和綜合社會成本，反過來則是提高企業研究開發的收益。

　　他將政府作用總結為三點：一是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的市場環境，通過行政和立法手段來規范市場行為，鼓勵企業依靠創新、專利等知識產權獲得持續增長動力；二是扮演企業創新推動者的角色，采取各種激勵措施降低創新門檻；三是構建創新的支持體系，引發全國甚至是國際創新成果向深圳匯集。

　　在多位分析人士看來，深圳的政商關系完全遵守市場經濟規律，恪守政府與市場的分野，政不擾企，企不媚政，各守分際，各出其力。

　　深圳市長許勤表示：“深圳政府從來不干預企業做的事，我們做好‘保姆’。”

　　從事移動寬帶網絡設備業務的華訊方舟集團總裁吳光勝希望，未來的衛星民用市場可以放開。他介紹，得益于深圳政府的幫助與推動，華訊方舟才獲得了相關牌照。

　　在談到深圳的高科技產業時，吳光勝說：“深圳為什么能夠成功？就是政府扶持企業做事情，其他的不要管。”

　　前述科技部門前官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回憶，早些年算上科技局、知識產權局、科學技術協會和高新辦，公務員總共只有38人，是典型的“小政府，大服務”。

　　創投體系助力產業化

　　深圳并非全國的技術中心，亦沒有發展科技工業的經驗，但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仍在“產業化”方面成為優勝者。

　　林嶺東認為，這恰是因為由更高效的資本配置資源，而非政府。

　　一個重要的方面在于科技投資體系。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異指出，科技創新的高風險特性，使得政府、大學和科研機構難以成為研發方向的判斷者。深圳的創新體系中，在國內最 具革命性的經驗是率先從北美引入VC的金融制度，并由此發展出一套中國本土的VC體系。

　　大族激光董事長高云峰介紹，1999年，風險投資在中國才剛起步，他找到了當時深圳唯 一一家從事風險投資的機構——深圳高新投。經過談判后，深圳高新投投入438萬現金，占51%，大族激光由此走上快速發展軌道。

　　一年半后，大族激光回購46%的股份；而高新投剩余的5%股權，目前市值已高達1億多元人民幣。

　　更知名的是同時期騰 訊的案例。1999年第一屆高交會舉辦時，成立剛一年的騰 訊因Q Q大量下載和爆增的用戶不堪重負，資金出現缺口。馬化騰拿著商業計劃書跑遍高交會館，拿到了騰 訊發展史上最為關鍵的第一筆風險投資——IDG與盈科數碼共同投資的220萬美元。

　　這也成為高交會日后的一樁美談。事實上，在歷年的高交會上，技術項目的供需方、中介方、服務方均聚集于此，也對促成高新技術產業的金融服務鏈起到了助推作用。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曾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光啟、大疆創新等一大批創新性企業背后都有創投的身影，而十多年前深圳市政府部分出資成立的深圳創新投，儼然已經成為中國本土創投界的“黃埔軍校”。

　　迄今，深圳仍是本土VC的大本營。深圳金融辦副主任肖志家指出，深圳高新技術企業3萬多家，國 家 級高新技術企業5500多家，數量繁多的富有創新活力的中小微企業為風險資本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投資項目，使得深圳成為國內有名的風險投資聚集地。

　　從拿來主義到源頭創新

　　如果說30年前的深圳還處在科技發展的“拿來主義”階段，當下的深圳，正在致力于實現“引 領”。

　　陳少兵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深圳已經建立起了全國乃至全球領 先的科技產業化優勢，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是未來實現引 領的必然選擇。

　　新近發布的深圳“十三五”規劃綱要特別強調“增強源頭創新能力”，提出布局建設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科技基礎設施，形成重大源頭創新與前沿突破的強力支撐。到2020年，組織實施1000項國家、省、市重大科技攻關項目。

　　事實上，深圳已經初步建立起了以民辦科研機構為主的源頭創新體系，包括2007年南下深圳的華大基因研究院，2010年掛牌的光啟研究院，2012年落戶的國創新能源研究院，2013年組建的圓夢精密技術研究院。

　　深圳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院長周路明指出，深圳采用了“官助民辦”的方式，利用“民辦非企”的公益性組織作為源頭創新的組織實施主體，選擇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針對性布局，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的新型科研機構，并催生了以前只有在硅谷才能看到的新業態。

　　其中，華大基因已經成為全球生命科技領域具備引 領作用的科研機構，其董事長汪建曾說，新中國的科學研究，一直扮演追趕者的角色，但在基因研究的馬拉松比賽中，華大基因處于第一梯隊，時不時還能領跑。

　　光啟團隊則完成了全球超材料領域85%的專利覆蓋，在空間科技、光子技術領域開啟了全新的產業空間。

　　周路明指出，民辦科研機構自主經營，科研規劃尊重市場規律；員工優勝劣汰，不沉淀庸員；立足于把產品做出來、賣出去，不搞論文導向、形式主義。深圳民辦源頭創新機構的崛起將成為中國創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