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百年以來的經濟發展實踐表明，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而基于信息交流的要素流動又是資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基礎，經濟學理論就是討論有限資源的有效配置，經濟增長就是不斷挖掘資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間。要素、技術和信息的組合構成現代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信息流動和完善的基礎上，要素開始流動，與特定的技術結合，形成最終產出。三者互動合作，互相促進和加強，缺一不可。資本、勞動和以技術為核心的全要素生產率構成現代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而最近十多年新經濟的迅猛發展，給傳統經濟增長理論賦予了新的內涵。傳統工業經濟中，企業、個人、政府構成市場主體，這一模式是如何向新經濟轉變的呢？關鍵在于交易費用和信息收集與流通。交易費用的大小決定了企業的邊界，而信息的收集情況決定價格機制形成，信息流通反映要素流動速度。新經濟時代，大數據收集難度大幅度下降，信息收集的規模經濟也日益凸顯，這賦予原有市場主體新的內涵。交易成本下降、規模經濟作用越來越重要，這使得全球的研發、生產等會越來越出現“贏者通吃”的局面，面對發達國家的先行優勢，我國在全球生產布局中的地位將會非常不利，如何應對這種局面，成為我們下一步需要考慮的重要課題。
發揮大國大數據優勢，促進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就是資源能夠流向最有效率的生產組織者，而傳統經濟中，資源流動面臨很大的信息壁壘，新經濟時代，豐富的信息能夠大大降低市場的不確定程度，使得資源以更快的速度流向正確的地方，促進經濟增長。基于大數據的新經濟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核心在于規模經濟，而這對于中國這樣市場規模巨大的國家尤其有利，這是中國發揮本土市場效應，在新的全球化模式中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新經濟時代，應更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強人才儲備，加強理論創新，培育市場環境，發揮大國大數據優勢，促進經濟發展。
數據與信息的產權界定
一旦數據成為生產要素，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資產，必然具有資產的諸多屬性，比如產權界定、資產定價等，這都是現階段政策制定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產權界定是其他所有資產屬性的前提，平臺、企業、個人如何對個體信息及個體信息集合進行收集、加工、交換等，這些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支撐體系。這個問題對世界各國均是新問題，中國應該利用新經濟快速發展的先發優勢，加強和完善立法體系，促進新經濟更快更好發展，在新一輪全球化中占得先機。
關于生產組織模式變化的思考
傳統經濟中，企業和個人是最為核心的市場主體，而這種模式在新經濟中很可能要發生變化。以共享為基礎的平臺經濟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平臺、企業和個人成為核心的市場主體。由此將帶來一系列的新問題。例如，平臺、企業和個人之間市場力量的非對稱性，以及由此帶來的權益分配；共享資源的大規模增加直接沖擊關于企業邊界的思考，這會催生一系列法律問題和經濟問題。面對這些新現象，需要有產業組織理論的創新，更需要有相關政策法規的不斷完善。
關于規制的思考
整體而言，大數據信息顯然能夠改善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社會福利。但是也應該看到，大數據福利效應背后有著非常強的分配效應。交易成本下降和規模經濟上升越來越容易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而且隨著分工的細化，產業內的產品替代彈性上升，使得自然壟斷程度不斷提高，這顯然不利于社會經濟的長遠發展。面對這一局面，中國應該加強制度建設，尤其是要完善關于產業規制的制度，盡量發揮大數據促進經濟發展的福利效應，而在盡量不損失效率的同時，不斷解決相關的分配問題。中國現階段與壟斷有關的產業規制還非常不完善，這方面的理論研究也都非常缺乏，今后應該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傳統經濟中，基于獨有產權的生產要素生產獨有產權的產品，通過產品的流動來實現要素流動，改善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在這一模式中，資本和勞動是最為核心的生產要素，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基于特定的資本和勞動，組織生產，并通過產品流動來實現的。而新經濟時代，一般勞動的可替代性不斷上升，從原有物質資本和技術中抽象出另外一個生產要素——數據在生產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可以預期，基于特定要素生產的產品流動將不再是全球化的核心，而金融資本流動將成為新經濟時代的關鍵。這將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遷，物質資本不再那么重要，勞動力資本也不再那么重要，大數據和金融資本將越來越重要。與大數據和金融資本相關的數據產權、貨幣主權、思想創造等將重構現有的經濟體系。各經濟體的競爭將會越來越趨向服務水平和創新能力的競爭。在這一背景下，大數據資產、貨幣去中心化、國家企業化、企業國家化等新問題、新現象，以及基于這些帶來的全球產業布局的根本性變化，將成為學術界和政府決策越來越關注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