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低空經濟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憑借其技術密集性、空間立體性及強產業關聯性，成為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載體。通過從理論框架、作用機制與現實挑戰三個維度展開研究，揭示低空經濟賦能新質生產力的內在邏輯：一方面，低空經濟通過高附加值產品研發、立體網絡布局與創新外溢效應，推動生產要素重組與產業生態重構；另一方面，低空經濟以技術創新驅動鏈式突破、產業融合促進生態共生、政策適配釋放治理效能的三重路徑，加速新質生產力的躍遷。研究發現，當前我國低空經濟發展面臨核心技術依賴、復合型人才斷層、空域管理碎片化等瓶頸，制約其對新質生產力的賦能效果。對此，提出系統性突破路徑：構建“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聯合體攻克技術壁壘，打造“低空+”多場景融合示范區優化產業生態，構建制度創新體系強化戰略引領和治理優化，深化空域智能調配與數字平臺建設提升資源效能，并通過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提升全球話語權。

一、作用機制：低空經濟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三重路徑

在全球經濟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創新驅動的新質生產力成為增強國家競爭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低空經濟憑借其獨特的產業特性與發展潛力，能夠在技術創新、產業融合與政策協同等多個維度，為新質生產力的培育與發展賦能。深入剖析低空經濟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內在機理，不僅能更好地洞察二者之間互動的深層邏輯，還能為推動各領域創新發展與協同共進提供參考，為產業政策制定奠定理論基礎。

（一） 技術創新驅動：從研發突破到技術擴散的鏈式反應

需求拉動理論認為，市場需求是技術創新的重要導向。首先，低空經濟對相關技術的創新產生了強大的內生性需求，此需求構成了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內驅動力。例如，在低空飛行器研發制造領域，為滿足低空飛行嚴苛的安全性、穩定性與高效性要求，企業與研究機構需持續加大資源投入力度，積極開展技術攻關，在飛行器的動力系統、結構設計等方面實現突破，從而帶動化學能源、動力工程、信息技術等學科的發展。其次，隨著低空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張，傳統空域管理政策、模式與手段在滿足日益增長的飛行需求中漸顯乏力。在此背景下，亟須開發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的智能低空飛行管控系統，通過實時采集、深度分析與高效處理海量飛行數據，實現對低空飛行器的精準定位、智能路徑規劃與沖突預警，提高低空飛行的效率與安全性。最后，根據技術擴散理論，低空經濟領域的技術創新成果具有外溢效應。例如，智能低空飛行管控系統中的大數據分析技術、人工智能算法等，可遷移至工業制造、交通運輸等領域，助力其他產業優化生產流程、創新管理模式，從而推動整個社會新質生產力水平的提升。

（二） 產業融合共生：垂直整合與橫向協同的生態重構

低空經濟與第一、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與協同發展，打破了傳統產業的邊界，催生新的生產方式與商業模式，促進資源配置的優化與創新要素的流動，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注入強勁動力[5]。首先，與第一產業的融合能夠革新農業生產范式。例如，在農業植保領域，無人機依托高精度傳感器與智能噴灑設備，實時采集、分析農田數據，獲取作物生長、病蟲害、土壤墑情等信息，按地塊肥力、作物長勢等精確調控農藥、化肥用量，減少資源浪費與污染，實現農業生產方式從粗放型向精準型轉變，助力農業新質生產力形成和發展。其次，與第二產業的融合能夠推動工業制造升級。在供應鏈領域，低空物流配送實現零部件快速精準交付，減少庫存積壓，降低運營成本，提高工業企業的生產效率；在工業檢測與維修領域，無人機能夠搭載檢測設備，全方位檢測工業設施與生產線，快速發現故障隱患，保障生產的持續性。最后，與第三產業的融合能夠拓展服務經濟邊界。低空經濟與旅游業融合，通過開發直升機觀光、熱氣球體驗等低空旅游項目，為游客提供新的旅游體驗；在物流配送領域，低空物流能夠協助解決城市擁堵、偏遠地區配送難等問題，實現智能化調度管理，推動物流配送產業升級。

（三） 政策制度適配：空域改革與治理體系的效能釋放

低空經濟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政策制度在其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政策制度可為低空經濟各環節有序運行與高效發展提供規范與引導，能夠從宏觀層面調控資源配置，從微觀層面激勵創新活動。前文所述的技術創新與產業融合，都需適宜的政策制度環境予以支持。首先，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已經出臺的一系列鼓勵低空經濟發展的政策，能夠形成多元共治、協同聯動的治理格局[6]，并引導社會資本向低空經濟領域集聚，從而提高企業和研究機構的創新積極性，加速技術創新成果的轉化與應用，促進低空經濟相關產業的發展壯大。根據配第—克拉克定理，當政府支持力度超過一定值時，低空經濟將迎來快速發展的機遇，對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將更加顯著。這種支持不僅會直接推動低空經濟快速發展，還會通過技術研發、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式為新質生產力的形成提供關鍵支持。其次，在制度保障方面，逐步開放低空空域，簡化飛行審批流程，建立健全低空飛行管理法規制度，提高低空資源的利用效率，為低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同時，通過法律法規進一步明確空域資源的產權歸屬與使用規則，能夠避免低空空域資源浪費，推動新質生產力在低空空域的發展。最后，在人才供給方面，低空經濟是知識密集型產業，其從業者以新型勞動者為主，尤其是在航空器制造、低空飛行、保障服務等領域，從業人員大多是集高技術研發、高技術應用、高技術管理于一身的專業人才[7]，這些人才不僅是低空經濟發展的智力支持，同時也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支撐。

二、現實挑戰：低空經濟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多維約束

低空經濟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形態，已經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不僅為經濟增長開辟了新路徑，還在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等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是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與眾多新興產業的發展歷程相似，低空經濟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在技術、人才與體制機制等方面面臨著諸多困境與挑戰，嚴重制約著這一經濟形態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 技術瓶頸：核心部件依賴與智能管控滯后

技術是產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在低空經濟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但是，我國低空經濟領域面臨諸多技術瓶頸，從研發制造到飛行管控再到技術創新，技術短板限制了產業的升級與拓展。其一，在研發制造技術方面，我國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自1996 年起，包括歐盟在內的42 個國家和地區加入了主要由西方國家發起的《瓦森納協定》，該協定涵蓋民用領域的九大類技術，限制中國在航空領域關鍵材料、設計制造和加工技術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8]。尤其是在高端通用飛機、直升機發動機制造、飛行器輕量化材料等高精尖領域，核心技術長期被少數國外企業壟斷，加之自主研發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差距，導致我國相關飛行器生產成本較高，產品更新換代周期較長。其二，在飛行管控技術方面，我國雖已積極探索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智能管控系統，但在實際應用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客觀上，低空飛行環境復雜多變，地形地貌、氣象條件等因素極易對信號傳輸造成干擾，進而影響了數據采集的準確性與實時性；主觀上，我國在低空飛行管控技術標準制定方面相對滯后，不同地區、不同企業所采用的技術標準存在較大差異。其三，在技術創新體系方面，政府與企業的研發資金投入仍然相對不足，且資金分配結構不合理，關鍵技術研發項目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2023 年，我國公路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28240 億元，鐵路投資額為7645 億元，水路投資額為2016 億元，而民航在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改造方面的投資額僅為1241 億元[10]。此外，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的產學研合作機制不夠完善、信息交流不暢、資源共享程度低，難以形成有效的協同創新合力。

（二） 人才斷層：復合型人才供給不足與培養機制不完善

人才是產業發展的第一資源。我國低空經濟領域仍存在較大的人才缺口。一方面，專業技術人才短缺。例如，在低空飛行器研發制造環節，需要具備航空航天、機械工程、電子信息等多學科知識的復合型專業人才。但是，由于我國高校相關專業設置與產業實際需求存在脫節現象，專業人才培養數量難以滿足產業快速發展的需要。在低空飛行運營服務領域，飛行員、空中交通管制員等專業人才同樣匱乏，且人才培養周期長、成本高。根據相關數據，2013—2022 年，我國通用及小型運輸航空公司的飛行員數量呈現波動變化趨勢，2020 年為3781 人，而2021 年則減少至3446 人[11]。另一方面，復合型創新管理人才稀缺。從供給端來看，傳統教育體系在跨學科課程設置與實踐教學方面較為欠缺，難以培養出滿足產業需求的復合型人才；從需求端來看，企業對這類人才的培養與引進重視程度不夠，缺乏完善的人才培養與激勵機制，難以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進一步加劇了人才供需矛盾。

（三） 制度壁壘：空域審批碎片化與監管協同不足

制度經濟學理論明確指出，合理且高效的制度安排是產業有序發展的基石。然而，當前從宏觀制度架構到微觀管理細則，各個層面存在的制度缺陷都制約著產業的高效運行與協同發展。其一，空域管理體系碎片化。我國自啟動低空空域改革試點以來，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低空空域的開發利用，但整體而言，低空空域使用審批流程依舊較為煩瑣。多部門協同參與審批過程，不同部門間信息傳遞存在延遲與偏差，且各部門目標存在差異，導致審批效率較低，弱化了低空經濟業務的靈活性與時效性。同時，各地區在空域管理政策制定上缺乏統一的頂層設計與協調機制，不利于構建規模化、一體化的低空經濟產業集群，削弱了低空經濟對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賦能效果。其二，監管體制滯后于產業發展。低空經濟的發展不斷拓展產業邊界，產業融合趨勢日益凸顯。然而，在現有監管模式下，監管部門之間存在職責交叉與空白區域，這種監管模式使低空經濟產業在發展過程中缺乏穩定、規范的制度環境，對低空經濟產業的健康發展構成嚴重威脅。其三，產業融合協同機制不健全。在產業融合過程中，缺乏有效的跨界合作機制，不同產業間的信息交流、資源共享以及業務協同存在障礙，難以充分挖掘低空經濟與其他產業融合所帶來的協同效應。

三、突破路徑：低空經濟系統性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對策

近年來，我國越來越重視低空經濟的發展，提出要推動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安全健康發展。以低空經濟的發展賦能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既是一項戰略性工程，也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系統集成、協同配合，統籌好技術攻堅、產業融合、制度創新、空域資源優化、國際合作等各個方面。

（一） 技術攻堅：構建“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聯合體

第一，強化政策扶持與資金保障。從戰略高度出發，系統規劃低空經濟技術研發的政策支持體系。一方面，優化財政預算，提高低空經濟科研項目的投入占比，設立專項、長期的穩定科研基金，保證資金投入的穩定性與增長性，為關鍵技術研發提供堅實后盾。另一方面，細化稅收優惠政策，對研發投入占比達到標準的企業，給予更大幅度的稅收減免；構建基于研發成果創新性與價值性的梯度補貼機制，充分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引導其加大研發投入力度。第二，優化產學研協同創新生態。搭建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協同創新平臺，打破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的信息壁壘，促進創新要素高效流動與有效整合[12]。在組織架構上，三方聯合成立研發管理委員會，統籌項目規劃、資源配置與成果評估；在項目管理上，堅持需求導向確定科研選題，提升研究成果的應用轉化率；在人才流動上，鼓勵高校科研人員到企業兼職，企業技術骨干到高校進修，加快知識、技術與經驗在不同主體間的流動。第三，聚焦前沿技術開展創新突破。緊跟全球科技發展趨勢，積極布局低空經濟領域的前沿技術研究。進一步加強對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新型材料等前沿技術的研究，并探索其在飛行器智能化、通信可靠性、材料輕量化等方面的創新應用，支持企業與科研機構建立前沿技術聯合實驗室，集中優勢資源開展關鍵技術攻關，著力推動低空經濟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搶占全球競爭制高點。第四，加強技術創新人才隊伍建設。人才是創新的核心要素，建設一支高素質、專業化的技術創新人才隊伍對于低空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在人才培養方面，普通高校與職業院校都應積極優化專業設置，緊密結合國家和地區低空經濟產業發展需求，針對性開設飛行器設計、航空電子技術、低空飛行控制等相關專業；在人才引進方面，政府與企業應注重提升人才吸引力，提供優厚的薪酬待遇、良好的科研環境以及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面向全國甚至全球延聘低空經濟領域的高端人才、領軍人才以及具有跨學科背景的復合型人才；在人才激勵方面，建立健全多元化激勵機制，充分調動人才的創新積極性與主動性，為技術創新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撐。

（二） 產業融合：打造“低空+”多場景融合示范區

第一，完善產業融合政策體系。政府應專門制定產業融合規劃，明確低空經濟與各產業融合的重點領域、發展目標及實施步驟，營造有利于產業融合發展的政策環境；設立產業融合引導基金，給予開展產業融合業務并取得積極效果的企業一定的資金支持與稅收優惠，從而引導社會資本流向低空經濟融合產業；出臺土地、用電等優惠政策，降低“融合企業”的運營成本，支持企業更好開展跨界業務創新。第二，搭建產業融合服務平臺。構建具備技術交易、項目對接、人才服務等功能的綜合性低空經濟產業融合服務平臺，整合產業鏈上下游資源，促進不同產業間的信息共享與業務合作。具體而言，在技術交易板塊，平臺應為低空飛行器制造企業與農業、旅游等應用企業提供技術供需對接等服務；在人才服務板塊，平臺則應針對滿足產業融合需求的復合型人才開展培訓與招聘等服務。第三，推進產業融合示范項目建設。選取經濟發達、技術先進、人才集聚的地區與產業領域，成立低空經濟產業融合示范項目，鼓勵項目參與企業在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方面先行先試，積極探索與積累可復制、可推廣的產業融合模式與經驗；定期組織開展示范項目經驗交流活動，帶動更多地區與企業開展融合實踐，推動低空經濟產業融合向縱深發展。

（三） 制度創新：戰略引領與治理體系優化

第一，強化國家戰略規劃引領。將低空經濟發展納入國家中長期經濟發展戰略規劃，明確其在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中的重要地位；制定全國統一的低空經濟發展戰略藍圖，使產業發展的總體目標、重點任務與區域布局更加清晰；在制定國家五年規劃時，設置低空經濟專項章節，細化發展目標與具體措施，為產業發展提供宏觀戰略指導。第二，創新產業監管制度體系。在監管模式上，從傳統的分行業監管向綜合監管轉變，成立跨部門的低空經濟產業監管委員會，統一負責低空經濟產業全鏈條監管工作；在監管手段上，探索運用信息化、智能化技術，建立實時在線監管平臺，動態監測低空經濟企業的生產經營、安全運行等情況；在監管標準上，明確監管邊界與責任，提升監管的有效性與公正性。第三，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完善低空經濟領域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加大對侵權行為的懲處力度。建立知識產權快速維權機制，縮短維權周期，降低維權成本，保護企業與科研人員的創新積極性；加強知識產權服務體系建設，培育專業的知識產權代理、評估、交易等服務機構，為低空經濟企業提供知識產權服務；支持與引導企業申請專利、注冊商標，保護好自身創新成果，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

（四） 空域資源優化：智能調配與數字生態構建

第一，深化空域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推進空域管理體制系統性改革，明確中央與地方在空域管理中的事權劃分，實現“低空+政務”的深度融合[13]，形成權責清晰、協同高效的管理體系。在國家層面，應成立統一的低空經濟空域管理協調機構，統籌協調各部門、各地區的空域管理工作；在地方層面，建立區域低空經濟空域管理中心，負責具體規劃與管理本地區空域，打破空域管理的體制性障礙，因地制宜提高管理的靈活性與適宜性。第二，精準規劃調配空域資源。運用地理信息系統（GIS）、大數據分析等技術，全面普查、精準評估全國低空空域資源，并依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布局情況、地理環境因素，制定差異化空域資源規劃方案；建立空域資源動態調配機制，實時監測空域使用情況，靈活調整空域使用計劃，提高空域資源的利用效率，滿足低空經濟多樣化發展需求。第三，完善低空飛行保障體系。加大低空飛行服務保障設施建設投入力度，在全國范圍內合理布局低空飛行服務站（Flight Service Station，FSS）。具體而言，FSS 應具備計劃申報、氣象信息、航空情報、飛行救援等一站式服務功能，全方位保障低空飛行活動；同時，健全低空飛行服務質量評估體系，定期開展FSS 服務質量考核，根據考核結果持續提升服務質量。第四，提升低空產業生態數字化水平。構建智能化數字管理服務系統，對包括數字孿生、城市三維地圖、氣象信息、空中飛行器信息、地面信息、物理設施信息等數據和信息進行快速處理與分析，為飛行決策提供依據。構建統一的數字化平臺，實現生產制造、飛行運營和市場應用等環節的平臺協同與對接。在飛行器研發設計、生產制造、運營管理、場景應用等方面深度融合新一代信息技術，以新產品、新技術引領和創造新需求。

（五） 國際合作：規則參與和標準對接

第一，制定國際合作戰略規劃。就現階段而言，低空經濟領域的國際合作應重點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在合作目標上，以提升我國低空經濟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為核心，構建互惠互利的雙循環體系[14]；在合作領域上，聚焦飛行器研發制造、飛行運營服務、空域管理技術等關鍵領域；在合作方式上，靈活采取雙邊合作、多邊合作、企業間合作等多種形式，推動國際合作全面開展。第二，搭建國際交流合作平臺。積極搭建國際低空經濟交流平臺，舉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低空經濟論壇、展會等活動，以充分展示我國低空經濟發展成果，并加強與國際同行的交流與合作；鼓勵地方政府、有關部門以及相關企業參與國際知名低空經濟展會、研討會等活動，及時了解國際行業動態與前沿技術，拓寬國際市場渠道。第三，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推動我國低空經濟相關技術、產品與服務標準與國際接軌，跟蹤國際標準發展動態，及時調整我國相關標準體系；成立國際標準研究與對接機構，組織國內行業協會、企業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工作，提升我國低空經濟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與話語權。(作者：顧元吉，張燕)